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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现代资本市场漫谈之五十五
□李国旺
文化金融创新是国学智慧与西方现代经济理念“跨域”嫁接形成新智慧后的创新实践。突破旧有技术器物或制度理念的束缚，向开辟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创新的蓝色海洋进军，是文化金融创新的必要条件，也是文化金融创新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前提。
曾子在《大学》中开宗明义，提出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可以由这三方面来概述：把握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潮流，在提高生产力与增强国力的同时，顺应人民群体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因此，改革开放成为全国共识（至善）。今天，当国人基本生存需求已满足时，当需求向享受、发展和精神文化升级时，就得深化改革开放，适应并利用经济新常态，满足日益个性化的消费与投资需要。以符合人民与时代需要的文化金融创新，满足需求并动员全社会创新力量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
文化复兴建立在文化强国的基础上，文化强国建立在文化创新与金融创新大国基础上。中国要成为文化强国，一方面要输出高水平的文化艺术精品、现代文化标准设计、文化价值观念、文化品牌时尚，实现市场创新，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另一方面需要吸收全人类文明成果，包容人类文明的成果，扩展中华文化的内涵。
互联网金融时代，需要文化金融的创新。以知识化、信息化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是文化金融创新之“经”，以改革和开放为代表的政策、制度、法制创新，是文化金融创新之“纬”，文化金融创新之“经纬”通过资本创新有机组合并“催化”文化金融新，实现价值倍增。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文化金融创新是政策创新、技术创新先行，通过资本创新带动法律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先行带动管理创新先行，管理创新先行带动资源创新和技术创新先行，资源和技术创新带动成本下降，实现业绩增长。无疑，技术创新以组织、机制、制度创新为前提。因此，要实现文化金融创新，需要制度创新保驾护航。
文化金融创新在某些特定区域（如自贸区）聚集或落地，有利于文化资源、法律制度、管理体制、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催生或促进某些新文化产业的形成、提高、升级，从而为区域甚至全国经济发挥示范区与先行者的作用。因此，各地的自贸区应是“文化金融创新区”，承担实现技术、资源、制度、组织、产品和市场的创新，实现文化金融定价掌控权，实现中国经济制度标准国际化，全球资源中国化，即推动大产业、大文化与大金融的创新结盟，以文化产业与金融产业的大圆融与大联盟，形成新型的“文化金融”。
检验文化金融创新实践是否成功的标准，是看两者复合式创新是否实现了高效率、高效用与高效益。通过文化金融创新，实现文化与金融双向的政策、资源、管理、技术、产品、市场和战略创新，开辟新市场，实现“高效益、高效率、高效用”的统一的价值创新。互联网背景下的文化金融创新，将创造出信息化、创新型、价值倍增的新金融。在信息经济条件下，文化金融创新需要政策创新和管理创新去推动，政策和管理都是智慧型的复杂劳动，进而推动战略创新，战略创新推动市场创新。因此，文化金融是以智慧为主导进行的复合创新型金融，实现少消耗、少污染、少投入、高效率、高效用、高效益，运用智慧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创新的新金融。
文化金融创新可调动各种资源，通过知识、资本、资源创新，在世界和全国范围内整合资源、政策、管理、人才、技术、资金、产品、品牌和市场等要素，但必须与国内的新型工业化、信息产业化、新型城镇化、现代农业结盟，才有利于实现自然、生态、环保、科技、医疗、人文、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有利于文化金融战略性产业的集聚并形成规模经济。文化金融创新还须顺应产业转型与经济结构升级的时代潮流，促进全球文化资源合作，发挥在中国经济运行中体制、机制、组织、观念等新优势，进而树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制度、组织、机制、平台、产品、市场新规范。
“相由心生”，文化金融创新涉及的技术、组织、制度、机制、平台、机构、产品、品牌、市场创新都是新价值观念与管理理念的反映。所以，文化金融创新是国学智慧与西方现代经济理念“跨域”嫁接形成新智慧后的创新实践。突破旧有的技术器物或制度理念的束缚，走出旧思维的路径依赖，向开辟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创新的蓝色海洋进军，是文化金融创新的必要条件，也是文化金融创新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前提。
当然，文化金融创新本身内部的资源、法制、管理、技术、产品和市场要协同创新，又要与全国改革开放如自贸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相协同，及时吸收、接纳、融合全球产业与金融创新浪潮的新成果，通过协同创新，让创新效果全国化、创新力量全球化。中华文化金融创新，不仅要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还要实现全球资源中国化、中国货币全球化、中国资本国际化。这样的协同创新，才能在亲民、惠民即满足人民群体物质文化需求高级化、个性化的同时，实现中国经济的高效率、高效用与高效益，为中华文化复兴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作者系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浦江金融论坛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