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权利论》

  ⊙刘英团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王人博与程燎原出版了《法治论》和《权利论》两本如今被视作我国“依法治国论”的奠基之作。二十多年后，基于这些年来形成的一系列新思考，推出了两书的最新增订版。在新版《权利论》中，两位学人将在《法治论》里的论题从中释出加以拓展，把关涉每个个体的权利问题从“宪法/法律性”视角转换成一种“社会性”的书写路径，着重讨论了社会中的权利问题，彰显“法治理论时代”的到来。

  法学之难，莫过于权利。“人类不能没有权利，就如不能没有法律一样。没有权利的人可不称其为人，没有法律的社会，是一个无序的社会。”当然，权利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护。因为，离开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无所谓权利的存在，任何权利也不能称之为“权利”。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说起来，王人博与程燎原对法治的反思，源自一个景物在他们心里所形成的心理震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任职的西南政法大学所在地重庆市，有个沙坪坝公园，那里有一片墓地，野草丛生中的坟冢和墓碑早已残缺破败，但墓碑上刻写的红字依稀可辨：在这里长眠的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一些十七八岁的孩子，他们都死于1967年的武斗。他们以荒谬的死嘲弄了历史的荒谬。他们躺在那里为了证明一点：中国不仅需要安顿社会的法制，更渴求一个立于法治之基的社会。

  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主从关系是宪法与法律的精髓，适当的张力是民主国家的综合体现。其中，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证书”。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再强调，“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王人博与程燎原认为，“权利对一个社会、一个政府应具有不可漠视的价值。”一国公民在本国内享有全部的法律权利，是为公民权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公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这是“权利本位”。与“权利本位”相对的是“权力本位”，由于国家权力为少数人所占有，有少数人会把这种特殊化了的政治权力“利益最大化”，或者为某一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而这种利益上的倾斜，必然使利益分化，导致利益冲突，进而激化社会矛盾。

  权利作为人的积极追求，有的把它归结为“利益”（耶林），有的把它归结为“自由”（霍布斯），有的把它归结为“合理期望”（庞德）。但是，人的意志的目的性是具体的。因为“意志的能动力量都是以利益需要作为物质根据的，是意志能动力量的物质根源”。作者认为，“自由意志、利益、行为自由构成了权利的三大要素。”其中，人对权利的主张和追求就是人基于意志对某种利益的主张和追求，“权利就是自由意志支配的，以某种利益为目的的一定的行为自由”，而“利益本身又是权利的一个重要要素”。

  人们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的关系。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政府论》中把人的生存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等这些最基本的权利，定义为“自然权利”，认为人们生来就应该平等地拥有。作者认为，“人取得某种自由，首先是从取得某种权利开始的”，“权利是自由现实的、必要的外部条件。”尽管“权利就是自由的定在”，但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理性，它必然要通过突破人的意志的主观性而在现实的生活中找到实存。而人一旦置身于现实活动或现实生活中，想象中抛开的各种限制就会悉数回到人的身边。所以，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的这句名言即是对自由现实性的理解，也是对权利现实性的反思。在近代政治哲学中，洛克认为：“处在政府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应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这种规则为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这是在规则未加规定的一切事情上能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去做的自由，而不受另一人的反复无常的、事前不知道的和武断的意志的支配；如同自然的自由是除了自然法以外不受其他约束那样。”

  在人类社会，最伤心的现象无过于正义的沦亡。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纵艳阳高照，犹暗无天日。所以，罗尔斯在他的名著《正义论》中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正义总意味着平等。在政治层面，平等表现为平等的自由权利和民主政治；在经济层面，平等涉及分配的正义。”即，“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

  而在一种发达的法律制度中，权利界限的确立往往与“法授权（权利）即自由”和“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的选择相关。但是，并非任何形态的“法不禁止”都赋予人们广泛的、充分的权利。对此，两位学人特别强调，“法律之下的自由”只有在“自由的法律”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同时，对权利的限制必须予以限制。即，法律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干预，或者法律对权利和自由的限制，都须有个合理的限度。所以，公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权利应该被超越，对权利的超越不仅在于寻找一种更高、更普遍的“历史模式”，更在于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公民的权利嵌入具体的历史处境之中，一切脱离历史处境的权利只能是虚无缥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