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千马《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  

  ⊙黄亚明

  说到货币，不得不说“货”。《说文解字》解释，“货，财也”。黄现璠《古书解读入门》对“货”有更详细的注解：古语“货”通“化”，示切读“货”，化是变化交易之物。《史记·仲尼弟子传》：“与时转货赀。”《家语》“货作化”。《书经·虞书·益稷》：“懋迁有无化居。”这“化”亦作“货”字，证明化、货同音同义。

  显然，货的古义是财物，是交易之物。可以说，数千年前，当财物用于交易，就有了朴素的金融功能。中国货币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政治史、经济史。王千马新著《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截取晚清至当代百年间的民间金融实况，清晰地梳理出包括山西票号、安徽典当、宁波钱庄、广东十三行、民国时期的“南三北四”，直到今天的互联网金融这一历史脉络，从中挖掘出中国民间金融在这百年来的传奇以及智慧，赞颂他们在谋利的同时，坚守新余、积极服务民众、扶持实体经济、力促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并联手对抗外来金融霸权的壮举。

  从秦始皇统一货币、开元通宝钱币问世，到张之洞开创机器制币，也包括宋朝交子、会子和大明宝钞，这种货币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解放了货币的重量，使之实现了由笨重到轻盈的飞跃。可以说，货币从出现的那一天开始，就由官方掌控，政府可以通过对货币发放数量的多寡来丰盈国库、盘剥百姓，货币因此成为政府控制百姓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但是我们从来不可忽视中国民间金融的力量，王千马用“权重”与“钱轻”来概括民间金融和政府的矛盾。一方面，历来政府掌握着全国的货币发行权，不管是以金属本位的货币时代，还是以国家信誉发行的纸币时代，政府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而民间对“钱轻”的追求来自货币的携带和结算方便，两者存在潜在的货币所有权争执。一方面，基于货币发行所有权基础上的全国金融管理，政府继续传统文化中的家长模式，因管理机制僵化和服务意识降低而形成官僚化，而民间基于民众对货币需要和政府主导金融的弊端，创造出更加灵活的金融服务。

  权重与钱轻之间，存在天然的沟壑。民间金融在权重的桎梏之下，戴着镣铐经营，结果往往是非正常死亡——这也是王千马解读的方式之一，从道义的角度控诉朝廷的权重。回到民间金融自身，如何挣脱或曰在官方体制内实现更有效的金融服务？答案：塑造儒商伦理。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联合冯玉祥等人发动对蒋介石的战争，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导致山西所发行的“晋钞”迅速贬值，跟新币之间的兑换比例甚至一度达到250000:1。山西祁县乔家（参见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大德通票号，自然受到波及。因为其存款以山西本省居多。但乔家在自己的商业经营中，形成了被社会所认可的儒商伦理：以义为上，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如果乔家在面对存款户的取款要求时，以原先的晋钞付出，反而可以趁机大赚一笔。而乔家几乎动用了家族的全部积蓄，用新币付给存户。存款户没有吃晋钞贬值的亏，而在各种天灾人祸打击下已陷入困境的乔家，则亏空数万两白银，雪上加霜，让大德通彻底走向了没落。

  王千马认为，乔家崇奉的儒商伦理，正是理解中国民间金融的钥匙。最初，儒家是作为民间金融的敌人出现的，以农为本、轻徭薄赋、克己仁义，为封建王权所有制“重农抑商”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大大制约并束缚了中国民间金融的发育与成长。但谁也不能否认，儒家思想为中国人所塑造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这一主流价值观，也给民间金融发展提供了一种规范，使其逐利的同时，也有个比较明确的内心的自我约束。无疑，得益于这种主流价值观和自身商业行为的嫁接，中国民间金融枝生出独特于西方的“儒商伦理”。《盘活》津津乐道于儒商伦理的光芒。在大德通为了守信而宁肯亏大本的例子之外，作者还举出宁波帮于北京开设的钱庄“四大恒”——分别是恒利、恒和、恒兴和恒源，加起来共五个不同的字眼：利、和、兴、源以及恒。按照这五个字眼，作者发现宁波帮钱庄的经营理念：开创钱庄就是要图利、谋利、取利以蓄实力，因此以利为基方能谋求兴旺发达，但必须以义取利，以信取利，以诚取利，以和取利，绝不能有任何欺诈之心与行为才可称是“生财有道”。作者并由此倡导：由诚信积利，事业的规模才能扩大，事业的范围更加广阔，实力的积累又进一步增强了钱庄的信誉，钱庄才能源远流长、永恒于市。

  对此，不妨讨论一下儒家到底能不能盘活中国民间金融。

  我们知道，儒家基于“三纲五常”的名分等级秩序以及相配的价值体系，其宗旨是使家庭、家族成员间的经济交换能有坚实的信用基础，将成员间的违约风险、“不孝”风险降至最低。也就是说，儒家所追求的礼义观，目的是增加亲情成员间的经济交易与感情交易安全，提升一代接一代的生存概率。市场不发达、血缘之外的信用体系没有机会发展、交通运输技术限制等因素加在一起的效果是，人们反过来只能依靠家庭、家族来实现人际经济互助。在那种境况下，以名分定义的等级制度虽然阉割了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但的确能简化交易结构，降低交易成本。儒家文化体系让以农为主的中国社会存在了两千多年，它最适合农业社会。实际上，在外部交易环境不发达的传统社会里，家庭子女越多、家族成员越众，族内交易所能达到的资源共享和风险分摊效果就会越好，该族壮大下去的概率就会越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传统中国家家都喜欢多生子，都喜欢成为望族，而且最好是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缘故。

  儒家文化长期主导中国社会必然会有两种后果。第一，相对于家族而言的外部市场难有发展的机会。市场的特点之一是交易的非人格化，是跟陌生人的交易，只讲价格、质量的好坏，而不必认亲情。因此，“家”之内的隐性经济交易功能太强之后，外部市场就会失去发展的机会。第二，由于陌生人间的市场交易、利益交易机会有限，没机会摸索出一套解决商业纠纷、执行并保护契约权益的外部制度架构，合同法、商法以及相关司法架构就无生长的土壤，血缘之外的交易成本就无法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家族和血缘的力量虽在民间金融（包括其他商业活动）企业中呈现，但更多的麻烦也接踵而至，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家族企业的怪圈：因为当家庭、家族几乎是每个人唯一能依赖的经济互助、感情交易场所的时候，人们相信只有亲情、血缘关系才可靠，只跟有血缘的人做金融交易、感情互助，即使创办企业，也只能在家族内集资。晋商如是，徽商如是，宁波帮亦如是。这与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相距甚远。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儒商伦理的积极作用。北京“同仁堂”的创始人岳显扬就提出：“可以济世，可以养生者，唯医药为最”。他以儒家济世养生的道德准则作为企业的宗旨，对顾客一视同仁，童叟无欺。制药的过程谁也看不见，但要以良心对待制药，要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道德来衡量。王遂今在《宁波帮怎样经营致富》中，总结“宁波帮”的商业道德为：“立志为先，诚信为本，勤俭传家，敬业爱国，凝聚有力”。这是宁波帮的精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将中国儒家学说和佛法融于企业文化中：“东方智慧如一股巨大的磁力吸引了人们，使人们顿悟，人生的价值在于为人群、为众生、为社会。这种人生取向，最终会把自己融入社会、融入大自然，在为社会服务、为人群服务中达到忘我的境界”。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