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在全球通缩风险增大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也面临潜在的通货紧缩风险。当下须谨防通缩预期“自我实现”。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背景下，中国主要面临房地产市场波动、产能过剩、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等风险。这几方面风险最终集中在金融上，因此，金融风险是当前中国需要防范的最大风险。

  ■尽管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较大，但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在不少有利条件。一是中国经济体量较大，市场空间广阔，回旋余地大，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强；二是大众创业浪潮正在兴起，有助于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中国经济体量大，市场空间广阔，长期的中高速增长将为世界创造巨大商机，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投资与合作机遇。中国加快走出去步伐，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中国具备对外援助能力，将为世界发展创造更多投资机遇。中国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正日益展现大国风范。

  □逯新红

  文眼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当下，如何看待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趋势、新机会，不同人士有不同见解，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如果用旧眼光来看问题，用旧方法分析新现象，恐怕将难以得到恰如其分的结论，因此也会影响投资、经营、管理决策。

  ——亚夫

  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已由高速增长进入结构调整新常态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刻不容缓，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实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的资产价格虚高、产能过剩等后续影响仍然存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济增长动力不协调，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由于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正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化的接续关键期，实际上存在着增长动力青黄不接的情况，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这个阶段也是我们必须渡过的一个阶段。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经济增长动力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三者的结构关系不合理。我国经济增长不协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部不协调，主要体现在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失调；二是外部不协调，主要体现在内需不足，严重依赖出口，外贸顺差过大。内外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通过调整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而调整供给结构，增强供给体系效率，同时通过改造制造业、创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发展服务业来调整供给结构。尽管在这些政策的指引下，我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有了重大调整，但居民消费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拉动，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统计数据表明，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67%下降至2010年的49%，为历史最低点，2011年-2014年小幅上升至51%；居民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由1981年的89%下降到2014年的50%，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此外，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第一产业基础不稳、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等问题仍然突出。在状态转换阶段，调整经济结构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我国仍将面临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等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将面临产能过剩、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

  其次，我国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和挑战，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2010年，我国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还将面临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犯罪率升高等问题，这些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一旦不能有效维持社会稳定局面，经济增长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因此，新阶段，我国要避免这些问题，改善各种突出矛盾，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再次，我国面临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导致经济减速的风险。新阶段，我国将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导致经济减速的风险。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增长获益于人口红利，其中，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然而，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于2012年出现。

  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含不满60周岁）人数为937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9.2%，人数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比重比2011年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此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下降，2013年的劳动年龄段人口减少244万人，2014年进一步减少了37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67%，降幅进一步扩大，人口红利消失将成为经济隐患。

  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将对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发展的带来负面影响。统计显示，2014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亿人，占总人口的15.5%，高出2013年0.6个百分点，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1%。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字，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

  受上述因素综合影响，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调整为7%左右。2015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这是6年来中国经济季度增速的低点，也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值。近期，IMF将2015-2016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期分别下调至6.8%和6.3%，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通缩风险加大，谨防通缩预期“自我实现”

  在全球通缩风险增强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也面临潜在的通货紧缩风险。2013年以来，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持续走低。2014年全年同比累计涨幅为1.99%，低于上年CPI涨幅2.62%。从趋势上看，2014年5月以来，CPI涨幅持续下行，至2015年1月已回落至0.8%，4月小幅回升至1.5%之后，5月又降至1.2%。扣除食品之后的CPI涨幅从2014年12月以来持续6个月维持在1%及以下水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自2012年2月始连续39个月负增长，2015年2月PPI同比下降4.8%，创下了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5月份下降幅度小幅放缓至4.6%。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来看，CPI水平明显低于今年设定的3%的预期目标，非食品价格上涨只有1%，这表明增长压力已经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蔓延，从上游向中下游传导。从当前我国通缩形势和成因看，既有需求冲击，也有供给冲击，既有“坏通缩”，也有“好通缩”，其背后的传导机制较为复杂。面对当前的通缩形势，不能简单地反通缩，也不必过度担忧通缩，应进一步通加强宏观政策的前瞻性指引，加强对通缩的预期管理，避免社会公众形成自我加强的通缩预期。

  避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风险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背景下，中国主要面临房地产市场波动风险、产能过剩、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等风险。这几方面的风险最终集中反映在金融风险上，因此，金融风险是当前中国需要防范的最大风险。中国具备防范金融风险的有利条件。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在55%左右，房地产市场潜力仍很巨大；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0%，银行有着充足的资产和呆坏账拨备；中国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由于中国70%以上的地方债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资产保障。同时，中国正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整顿金融秩序，督促金融机构加强内部控制，切实改进信贷管理和流动性管理，提高防控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防，做好应对预案；采取综合措施维护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中国经济具有较大韧性和潜力，不会出现硬着陆

  尽管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较大，但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在不少有利条件。

  一是中国经济体量较大，市场空间广阔，回旋余地大，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强。目前，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以互联网经济等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新主体加快孕育和发展，新的增长点和消费点加快形成，一些结构调整起步较早、转型升级步伐较快的企业、行业和地区走势较好。随着总量的扩大，尤其是服务业发展迅速，扩大了就业容量，增强了对经济波动的容忍度。

  二是大众创业浪潮正在兴起，有助于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一带一路”、“京津冀”及“长江经济带”战略逐步推进，铁路、水利、棚改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和公共设施项目启动实施，都有利于稳定投资和经济增长。

  三是加大宏观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引导企业融资成本下行，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不会出现硬着陆。

  中国创新驱动战略将产生巨大创新红利，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在全球经济进入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也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的接续关键期。传统的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需要通过创新来提升国家竞争力，需要实施创新战略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科技创新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动力。世界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表明，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及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必须向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创新，依靠体制机制创新。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整体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最低端，一些出口依赖型的加工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缺乏自主品牌，抗风险能力较小。

  近些年来，我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一些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有所提高。但是，由于我国原创性的发明不多，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不少行业存在产业技术空心化的危险，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瓶颈。同时，由于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研发投入不足，创新技术的研发、引进、消化吸收能力薄弱，且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尚不健全，导致科技成果难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但是，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7000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和巨大的内需潜力。通过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引擎，形成创新红利，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中国政府已通过一系列新举措，从简政放权到推出上海自贸区，从主动放慢经济增速到酝酿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从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中国制造2025”到推动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勾勒出中国经济释放创新红利的远大前景。

  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将形成巨大市场红利，为世界创造巨大商机

  中国经济体量较大，市场空间广阔，长期的中高速增长将为世界创造巨大商机，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投资与合作机遇。

  未来五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进口市场，也是世界增长最快的进口市场即“中国市场”；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形成最具吸引力的超大规模的“中国投资”；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旅游出境国，形成万亿规模的“中国游客”，仅此三项就会为世界每年直接创造上亿就业的“中国岗位”。

  中国开放具有全球意义，中国机会就是世界机会，中国红利就是世界红利，为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多亿人口所共享。

  中国加快走出去步伐，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

  2014年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全年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02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若加上中国企业在第三地的融资再投资，则去年对外资本输出规模约为1400亿美元。而去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197.1亿美元，同比仅增长0.8%。今年4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达349.7亿美元，同比增长36.1%，增速远高于实际使用外资的速度，延续资本净输出形势。而在2002年，中国全年对外直接投资仅为27亿美元，短短12年间增长了40余倍。

  这一时期，央企成为中国资本海外并购的主力军，国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境外国资总量超过12万亿元，其中，仅18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海外资产便超过7.45万亿元，100大跨国企业的海外总资产达到5.24万亿元，中国企达到84家。

  截至2014年底，绝大部分央企在境外（含港澳地区）都有分支机构，遍布世界150余个国家或地区，资产总额高达38.7万亿元（含国内资产）。而在国资委监管的央企纯境外单位中，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已分别达到4.68万亿元、4.49万亿元和1200亿元。近年来中国民营资本也显著加快了海外资产配置步伐。

  展望未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随着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公共产品陆续付诸实施，预计中国将很快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

  中国具备对外援助能力，将为世界发展创造更多投资机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自1950年以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亚洲、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 、加勒比、欧洲等地区121个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减少贫困、改善民，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规模持续增长，对外援助金额达893.4亿元人民币。其中，成套项目建设和物资援助是主要援助方式，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增长显著。亚洲和非洲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地区。

  特别是，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中国也具备了对外援助的能力。

  一是中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截至2015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7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三分之一。然而中国并没有把这种投资能力变成实施中国霸权的基础，而是将其变成为世界更多国家创造投资机遇、发展机遇的共享资本。

  二是中国一些产业已经具有输出能力。中国的高铁、核电、对外工程承包、智能电网、大型装备、建材生产线等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

  三是“一带一路”战略将为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提供市场支撑。比如，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人口在30亿人左右，但人均GDP平均水平3000美元不到、城镇化率平均水平在30-40%之间、工业化率平均水平在20-30%之间，基础设施发展滞后。而“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将为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创造广阔的市场空间，也为世界发展创造更多投资机遇。

  改革为中国创造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的外部环境，使中国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公正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改革开放，致力于建设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公正的社会发展体系，为中国发展创造一个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的外部环境。比如，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代表着中国贸易投资的发展方向，中国正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方式。

  在投资管理方面，探索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施境外投资一般项目备案制；贸易监管方面，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创新方面，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事中事后监管方面，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从而形成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营商环境，建立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贸易投资体系。

  中国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大国风范日益展现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在推动解决国际问题过程中，日益展现出大国的自省、大国的自信、大国的自重和负责友好的大国风范。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将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共同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推动相关各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交流与合作，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成为一条为全球繁荣创造新机遇、激发新活力的增长通道。

  比如，亚投行的设立，将为亚太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带动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发展，对拉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亚投行作为“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平台，能够帮助“一带一路”不断深化互联互通建设，提高“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能力和分散投资风险，并平衡多个国家在该地区的利益。

  比如中国“走出去”战略，由于目前许多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工业化的需求强劲，而中国很多装备和产能质优价廉，综合配套能力强，与这些国家有很高的契合度。中国装备走出去、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盘活存量资产，推动中国经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也有利于其他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扩大就业，还可以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创造更多机遇，这是“各得其所、互利共赢”的好事。

  同时，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多边援助力度，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减少世界贫困人口做出巨大贡献；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对世界其他国家灾难救援等，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对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人均GDP水平仍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的表现，充分展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大国的风范。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