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胜利

  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与第六次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昨、今两天在华盛顿举行。本轮对话将继续采用战略、经济两轨并行的形式。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009年首次启动，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正式开始于2010年，涵盖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自此，战略对话、经济对话和人文交流是中美两大高级别交流机制的具体平台，是调节中美关系的三大重要支柱。上一轮对话达成了90多项成果，尤其在双边投资贸易协定上有突破，是迄今最大的进展。本轮对话和磋商有为9月习主席访美做准备，解决眼前各类急迫问题，推进合作三大任务，于目前关系正在深刻复杂变化的中美两国都可谓至关重要。如果这三方面都能有进展，两国就能控制眼前的争端并推进合作，必然导致第四个结果：部分缓解双方在战略上的猜疑。美国媒体就猜测，双方可能在因特网问题上达成某种协议，把因特网从一个吵架话题变成合作话题。

  双方都很清楚，今天中美关系最大问题是战略猜疑，美国觉得中国要挑战它，中国则觉得美国要围堵中国。化解这样的战略猜疑，显然不能只是说说而已，非得落实在一个个具体事情上不可。据报，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促进贸易与投资、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是本轮对话主要议题。中美近年来在国策及双边利益博弈的全球舆论场上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货币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人民币汇率、高科技产品出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等耗时都超过三年以上，有的几乎是美中一直以来的讨论议题，如人民币汇率、中美投资贸易协定，有的关系到中国未来长远的国际化之路等。所以，今次对话与磋商的议题，备受全球关注。特别是在中美对南海、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存有分歧，双方将如何推进经济领域和中国方略与国际化衔接、磨合、继续前行的合作，是无法绕过的难题。

  因此，双方能否在延续此前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的基调上进一步凝聚共识，为今秋举行的元首最高级会晤做好铺垫，本论对话和磋商肩负着重大职责。而无论从哪方面来评估，中美均有足够理由在经济领域扩大合作。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专家杜大伟就认为，美中在安全领域的重大分歧不会影响到经济领域的合作。他判断，美中安全领域的分歧使经济领域的对话显得更加重要。

  2014年，中美贸易额已达5500亿美元，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不可分离的重要伙伴。有分析指出，在中美关系合作与分歧并存的发展态势下，经济关系已成为双边关系中的“稳定剂”，但这恰也是全球矛盾最突出的重大国家关系——全球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收入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如何继续向上走。

  2008年开启的BIT谈判迄今已持续了十余轮，并在去年的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取得重要进展。两国于近期首次交换了负面清单，正式开启负面清单谈判，标志着BIT谈判进入新阶段。但在人民币纳入IMF国际货币SDR篮子货币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评估已显示，人民币已不再被低估。IMF也正在就是否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进行评估，美国则无视中国在近十年来的努力，主流媒体对人民币汇率的估计仍旧非常保守。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数度表示“人民币纳入SDR不符合标准”。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认为“基本合理”，但美国政府却一直认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还需继续改革。这无疑需要中美顶层协调、商定，才能达成“共识”。

  虽然经过前六轮谈判，中美投资协定(BIT)文本谈判已基本完成。现在是交换“负面清单”(即列出不拟向对方投资者开放的行业领域)阶段，开始讨论最具难度的核心内容——市场准入事宜。在这点上，美方很难松口。专家认为，美国期待在一系列经济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这些议题普遍呼吁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并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将改变中国资本走向全球、以往没有的游戏规则。所以，今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想要在这些方面取得实质进展绝非易事，取得突破可能性并不大。但“大国关系”博弈游戏规则本身就是一种改变。

  曾参与协调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国前财政部官员丹尼尔·莱特直言不讳地表示，本轮对话与磋商以及9月的中美元首会晤是“更新”美中关系的好机会。中国对这种关系的表述，是“新型大国关系”。莱特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停留在理念上，还要付诸实践，这需要双方在多领域共同努力。当前，中美关系确实存在有史以来的最大“噪音”，但避免误判、避免因小失大、避免陷入不可收拾的军事冲突等因素仍占据主导。对此，美国知名中美关系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做了最中肯的解说：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面临全球新局势是：奥巴马任期还剩一年半；人民币入SDR，此次通不过就只能再等五年了。中国会让这个历史契机擦肩而过吗？

  （作者系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独立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