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威廉·D·艾格斯、保罗·麦克米伦《方法革命》

  ⊙杰 夫

  时隔两年，威廉·D·艾格斯和保罗·麦克米伦2013年的作品——《解决方案的革命：商业、政府和社会企业如何联手解决最艰巨的社会难题》（The Solution Revolution：How Business，Government and Social Enterprises Are Teaming Up to Solve Society’s Toughest Problems）出了汉译本，取名《方法革命》。然而，为了紧跟流行，出版商硬是在封面上添附热词“互联网+”，还再三强调“用互联网思维解决社会难题，用创新思维驱动商业变革”，可惜牵强附会。

  两位作者在书中的观点非常明确：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通过调动多方力量、组织协作，能产生巨大的正面效应，很多社会治理难题往往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为了营造结论的正确性和可能带来的神奇“疗效”，他们甚至写出这样的文字：“你可能会想：我们有鞋业市场、家宅市场、汽车市场，但是社会成果市场好像不在此列。这似乎不合逻辑。这些大型疑难问题不是在市场失灵后转给政府接手吗？以人口贩卖为例，我们知道有人口买卖黑市存在，但是我们能创造出一种市场来阻止这种买卖吗？”“在本书中，我们给出的答案是：能！”可是，在你被挑起兴致地热切想一睹两位作者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时，他们终究还是没有给出行之有效的答案（虽然他们在书后半篇举出了巴西的做法，但成效有待进一步验证），而是以一种相对宽泛、貌似有理的话作为回应：“你完全可以开辟出一种市场，至少是一种市场机制，来应对环境治理、下岗再就业乃至人口贩卖问题。事实上，市场和经济生态系统正是围绕各种社会问题而展开的。”

  《方法革命》的要点在于，社交网络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创造了可能。如此一来，它推翻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墙壁。在与传统部门职能重合的中间地带，一种新型经济涌现了：“这种经济交易的对象是社会成果，交换媒介是公共数据、商业信誉和社会影响。新兴市场发展壮大并且开始产出效益了。这种经济下，经营模式是不同寻常的，其动机也不尽相同，包括社会责任、道德驱动和股东价值取向。”

  不难发现，艾格斯和麦克米伦的目标是想提供一整套不通过政府自上而下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机制及根本准则。他们寄希望于调动群体的力量，本着互惠互利，创造共同利益。这种理论似曾相识，就像研究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美国作家克莱·舍基在《认知盈余》中所提出的那样，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2000亿小时，而这几乎是2000个维基百科项目一年所需要的时间。如果我们将每个人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那么，这种盈余会有多大？当然无比巨大！而两位作者提及的例证确也极其广泛且具有全球性。从孟买的创业救护车服务，到美国轿车租赁公司的汽车共享服务，再到曼谷的经济适用房建设，不论这些实践最终是否成功，但两位作者相信，这些会比过去更能实现突破，把社会疑难杂症各个击破。

  以交通拥堵为例。艾格斯和麦克米伦提到了美国Car2Go和Zipcar等汽车共享服务，他们的论点是，拼车平台的搭建，让闲置的私家车资源投入“公交”领域，既提高了车辆使用率，也让供需双方有效对接。按他们的估算，如果美国拼车人数加倍，并且10%的司机加入拼车，路面行驶的车辆会减少1600万次，浪费在交通拥堵上的时间可减少7.57亿小时。全美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降低近两个百分点。如美国政府再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建设新的公交系统，其数目大约是275亿美元。相比之下，拼车计划几乎不用花公共部门一分一毫。借助这个案例，两位作者进一步佐证了“方法经济”六种核心要素的驱动效应：解决问题的造市者、颠覆性技术、成规模的经营模式、影响力货币、公共价值交换和方法生态系统。

  在数字经济时代，有时候革命性宣言可能只是虚张声势，也可以是一种造词运动。如同互联网批评家、白俄罗斯人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在《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所批判的“解决方案主义”和“互联网中心主义”。莫罗佐夫也曾对希拉里·克林顿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的“网络乌托邦主义”冷嘲热讽，对仅靠“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就能解决世界上的外交问题这个想法泼了一盆冷水，他认为这完全是自以为是、自欺欺人。如今《方法革命》的两位作者，一位身为德勤全球中心主管、高层，一位是加拿大行政管理研究所的创始人，两人显然都急于强调积极的和可能的事情，而忽略了其现实的复杂性和实践的可行性。

  所以，要说这本《方法革命》存在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两位作者没有研究其观点将面临的各种意识形态和利益团队的反对。这类反对将不仅来自科技恐惧者，还将来自机构、学术界和激进分子中那些积极推崇“解决方案官僚制”的人们。仍以那个能解决交通拥堵、高峰时打不到车的拼车服务为例。总部位于美国加利佛尼亚州旧金山的Uber（优步），以移动应用程序连接乘客和司机，提供租车及实时共乘的服务，如今业务已遍及全球。但正当它一路高歌猛进在全球多个城市落地推广之际，也遭到了当地来自交通运管部门、出租车司机的违规执法和强烈抵制。很简单，Uber业务在分享模式、体验经济上道理说得通，但不可否认在客观上触及了无证运营的禁止性规定和传统客运公司与司机的利益奶酪——传统客运公司与司机们不跟你急才怪！

  所以，正如我们知道全能政府和永远有效的“无形的手”是不存在的那样，一个能一劳永逸轻而易举根治社会问题的“方法革命”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没有的。我们承认，当政府、企业和公民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并且利用网络新科技，会产生出革故鼎新、推动社会进步的有生力量。但毕竟还无法、也不可能根治盘根错节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