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 宇
■国际秩序中霍布斯意义上的单极利维坦也许会造就一股独大的稳态，但它的副作用也同样明显，因此后发大国也希望和平地参与权利与责任的分享，从而达成洛克式的建设性的国际关系契约，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唯有携手才能看到全球化的未来。
■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美之间表率式的转圜将意味着与历史的和解，给未来以承诺以及人类自身的最终救赎，这才是在全球经济金融乌云翻滚中的一线金边，祝全球好运。
从G1.0到G3.0
1492年美洲地理大发现后，全球主要经济活动区域逐渐被联系在一起，并不断加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便开始了。就像计算机，全球化的平稳运行依赖于硬件与软件两个维度的协调。全球化的表象是贸易、投资、货币、信息、技术、人员等“要素流”的跨境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经济体对外依存度与受外制约度不断提升。从经济的角度理解，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与市场开放的不断发展——这是硬件。而我们划分的全球化1.0至4.0依据的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与规则（包括官方的与非官方的，权威的与约定俗成的）等——即软件，解决的是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做大蛋糕以及怎么切蛋糕的问题。优秀的软件可以更好地发掘硬件的潜力，而硬件的升级意味着软件也必须调整：这听起来很像是老生常谈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故事的全球化版本，但实际内容却更复杂也更精彩。
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1.0，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再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全球化规则的主导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全球化红利，但维持这些规则也需要相应的实力和投入，全球化规则本身就是世界各国相对综合实力的镜子，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实力，其次是军事实力。因此，全球化体系的更迭可以看作强国相对实力变化导致的历时较长的制度周期的结果。当老软件不能适应硬件发展的总量或结构性需求时，主导者首先会对软件打补丁，并全力维护旧规则，但由于各类过渡版本（X.5）的软件内核并无变化，经历时间或长或短，必然会经历全面的升级，这个过程往往是痛苦的，但趋势无法逆转。
真实的历史远比任何小说精彩。经济实力，特别是各主体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虽然是全球化规则变迁的主要因素，但实际催化千差万别。对全球经济这个大蛋糕而言，增长是加法，危机是减法，技术进步是乘法，而战争冲突则是除法（世界大战正是全球化的一种极端形式！），每段时期的主导因素各不相同。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是英国得以主导全球化2.0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打击，加上冷战的铁幕，则使美式全球化得以最终上位。有意思的是，笔者之前定义的“三次失衡”都正是全球化各阶段突变或转折的重要事件：中英贸易失衡与鸦片战争代表着东西方主导权的交接，一战后欧美债务失衡的背后是全球化从2.0向3.0升级的洪流，而第三次失衡导致的全球危机则很可能标志着传统的美式全球化的终结。
告别G3.0
新兴市场的崛起同美国与美元领导的全球化3.0范式密切相关，这个模式在中国加入的1997-2008年之间达到了它的巅峰。它由两个维度构成，第一个维度是在实体经济和贸易方面。全球形成三元结构，分为资源型国家，主要出产大宗原材料。第二类是消费型国家，高居全球食物链的顶端，他们账户赤字通常超过GDP的4%以上。最后就是生产型国家，典型是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一度超过GDP的4%以上，利润微薄并以环境和廉价要素消耗为代价加速进行经济追赶和原始积累。但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对这种全球化形成了永久性的伤害。特别是由于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和能源独立使得它的需求总体在弱化的同时更加开始内卷化，而这就导致对全球其他经济体（包括制造国和资源国）的滴涓效应下降，这才是全球化停滞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根本原因。由此全球永久性地丧失了1.5%的潜在增长水平和能力。贸易方面更是如此，危机前世界贸易增长通常都是GDP增速的一倍，而贸易正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危机以来贸易增长的速度低于全球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全球化正在逆转，重新的独自平衡也许就意味着整体平庸，而过去的超级繁荣正得益于一个病态的全球食物链结构。但那是一种共生的生态结构，发达国家用来实现消费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美国梦”，而发展中国家用来进行原始积累，原来的相濡以沫和如胶似漆在危机以后成了相互指责和对抗。从全球化3.0中汲取能量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新兴力量的相对上升，传统大国的过度投射导致的进退失据之间就会留下众多的断裂地带，例如欧俄边界、大中东、东南亚海洋周边地带等，近期的乌克兰事件，涌入欧洲的中东难民都是明证。
第二个维度则是在货币方面，新兴市场在全球化3.0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和负债，例如中国一度积累有接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都会结售成为人民币，这些货币被称为基础货币或者高能货币，它通过货币乘数和商业银行体系的贷款投放膨胀为120万亿人民币的广义购买力。这种天文量级的流动性投放必然会驱动新兴市场的非凡实际增长和资产泡沫的积累。而当下全球经济正处于无明显增长动力的垃圾时间，昔日的蜜糖成为今天的毒药，天文量级的流动性狼奔豕突兴风作浪。而且由于美元流动性即将历史性的减缩，如果再同时出现多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那全球必将直接进入危机第三波模式——新兴市场危机和货币体系总危机，那画面实在“太美”，无法直视……
布局G4.0
毫无疑问，中国是上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并不追求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但鉴于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随着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有必要对全球治理体制机制进行相应的软件升级。中国主张改革，使国际秩序更公正合理有效。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
从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来看更是这样，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一方面中国希望“以开放促改革”，即通过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引入压力；另一方面，中国更希望通过本轮开放，在日益多极化和治理规则重构后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这意味着全面而系统地规划总战略十分重要。在新的全球化版本中，中国有着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
贸易方面，中国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将面临美国主导的TPP和TIPP等新协议的挑战，长期来看，积极融入新一代协定对中国来说机遇大于挑战，也符合国内改革的导向。但是美国主导的TPP不仅是对自身经济模式的推广，也是对后发国家的限制，协议对原产地规则、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服务、国企限制、监管构架、甚至农业等方面的要求非常高，新兴的亚洲短期难以接受，对此亚洲应该继续推行RCEP，进行合纵连横，为自身的改革赢得时间；并通过区域内自贸区的形式逐步探索对接新一代贸易协定的途径。达成亚太自由贸易协定最可能的路径是将TPP的一部分和亚洲内部贸易连接在一起的混合方案，这样一种预期安排在开展亚太自由贸易协定背景下，为深化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投资方面，中国一方面需要伺机投资金融危机后百废待兴的老欧洲、基础设施陈旧的美国，另一方面中国则更要找到有吸引力的“新兴市场”，那就是中亚、非洲和东盟；中国有必要通过积极的地缘布局来推动亚太一体化和寻找全球发展的新动力。可以看到中国的地缘布局正在全方位的展开：通过打通中亚的新丝绸之路，辐射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基建换资源”式的战略布局，中国正在通过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外部沿海开放和远程飞地绿地投资，力图最终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其中的抓手部分是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走出危机的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被视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有效手段。中国目前主要的ODI都集中在亚洲，其规模在2012年已达到878亿美元，是同期FDI的73%，未来仍将快速发展，达到与FDI持平的水平。
但本次对于中美之间的投资协定（BIT）谈判进展依然有限，并未就各自的负面清单出价达成交易。此前美方在负面清单中列举了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技术、国家安全三项，但均不作明确定义；并且在中方在美投资、经营的任何阶段，美国有关部门都有权中止项目，产生的成本由投资人承担，这些都增加了中国在美投资的不确定性。本次双方承诺不泛化国家安全审查，当一项投资通过国家安全审查程序后，通常情况下不应被再次审查。即便未通过相关审查，也将采取有针对性的缓和措施，而不是禁止投资。鉴于短时间内可能无法期待更快的进展，双方推出了早期收获的甜点——波音在中国建立737MAX完工中心和外包747-8飞机部件给中国；中国则参与美国西部快线项目，这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展现。
在更广泛的全球投资和开发金融的载体方面，由于此前有亚投行的刺激，美国承诺2017年审议世界银行的资本需求时，考虑中国利益；同时支持中国向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发展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亚洲开发基金和非洲发展基金注资。中国仍然必须双轨推进，在现有秩序框架下，增加股权和话语权；同步利用新设的国际金融机构来推进增量改革并倒逼存量，双方认识到新机构以及未来将成立的机构，要成为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贡献者，这些机构将像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一样，与专业性、透明度、高效率和有效性的原则以及现有环境和治理高标准相一致，至于所谓的最佳实践的标准则是在持续演进和改进的。简单的说，老机构要改革和升级，新制度要建设和规范，具体怎么弄则中美有商有量。
最后，随着贸易和投资主线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自然成了使命的召唤。人民币的影响力是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地缘辐射能力同步发展的，随着贸易合作的深化与对外投资区域的扩张，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会顺次经历周边化、金砖化、资源化、亚洲化和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并行的，并伴随着人民币逐步自由浮动，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上海等地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以及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
本次美国承诺支持人民币在符合IMF现有标准的前提下，纳入SDR（特别提款权）篮子。这个表态是中性的，因为人民币目前距离现有技术条件还存在差距。同时美方承诺落实2010年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增加中国份额，但由于表决卡在美国国会已经5年，这要么等于在踢皮球，要么还需要经历n季的“纸牌屋”式的曲折情节。行政当局呈现的积极姿态只有“推动建立在美国进行人民币交易机制”和“两国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显然在众多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热潮中,纽约是最为消极的，而期待中更为迫切的中美货币互换流动性补充机制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逻辑上，从贸易到投资再到货币是层层递进的过程。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目标上，中国希望在维持国际经济老循环的同时，打开新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的-周边国-资源国（包括非洲）-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动力格局，进而构造对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的牢笼，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至最终的货币。
作为新全球化4.0的重要抓手，中国今年推出了“一带一路”实施规划。一方面，这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基本态度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积极转变；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力图主导区域治理的重要尝试。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反复强调的是“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正是在吸取旧秩序的经验和教训——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进全球化3.0中因为个别国家一股独大，“有钱任性”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这也是“先边缘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国自身改革的经验和灵感的发挥。但需要注意到中方在贸易、投资、金融和货币方面的核心关切，例如BIT、SDR、OROB 、AIIB等本次仅仅得到有限的、如果不是虚与委蛇的响应。我们认为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这些诉求确实会深度触动美国利益的蛋糕，另一方面更可能是由美国目前看守政府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且特别是由于在竞选季，对中国太多的承诺和友好姿态，在政治上一般是不加分的。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中美必须认识到：国际秩序中霍布斯意义上的单极利维坦也许会造就一股独大的稳态，但它的副作用也同样明显，因此后发大国也希望和平的参与权利与责任的分享，从而达成洛克式的建设性的国际关系契约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的一吨碳排放同美国的一吨碳排放给每个人带来的影响其实是一样的，全球是如此之紧密连接，而不可能是黑暗森林，中美必须确保相互的繁荣，唯有携手才能看到全球化的未来。
现实主义态度很正常，但只要有建设性。例如双方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实就是美方承认中国老二地位），美方欢迎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支持中国的稳定和改革。中方则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此外，这次会谈上双方表示支持G20作为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协调的首要平台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美方支持中方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致力于与G20其他成员国密切合作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通过推动鼓励增长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全球总需求不足和缓慢且不平衡的全球经济复苏；通过结构性改革和创新提升潜在增长率，并支持一份强有力的G20贸易投资议程、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成为全球增长的引擎。
更重要的是相关的细节安排，双方将保持密切高层及各级别交往，进一步拓展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务实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使中美关系不断取得新的具体成果，本次会晤有关全球议题方面的重大共识主要包括气候、网络、安全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产生共识的所谓全球性议题，大多涉及广义的安全，包括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即人类共同活动引发的全球级后果，甚至是技术创新引发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美之间表率式的转圜将意味着与历史的和解，给未来以承诺以及人类自身的最终救赎，这才是在全球经济金融乌云翻滚中的一线金边，祝全球好运。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总裁助理，陆家嘴沙龙理事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