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志在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中国，如今正面临诸如增长约束、发展瓶颈及全球分工体系再定位等一系列重大关键命题。

  时间光谱即将告别21世纪头15年，170年来几度丧失或被打断经济发展机会的中国将经济规模一口气做大到了排名世界第二，这在人类过去300年的发展史上亦堪称奇迹。有人说，仅凭这一点，中国就有资格重写发展经济学。不过，向来偏好于渐进式改革路径的中国决策层，深知经济学的复杂性与博大精深，而每一项优化经济政策的酝酿与推出，有着非常严谨的决策机理，必须广泛听取国内外相关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并在一套成熟的机制下逐渐形成，而非个别媒体所言的主要基于领导人的智慧。事实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就吸取了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内的国际主流经济学家的某些见解。斯宾塞曾在数年前和其合作伙伴，曾任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的林重庚撰写了一份报告，对中国经济转型及相关经济问题的求解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笔者也相信，在“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酝酿和制定过程中，中央有关部门一样也曾多次问计于国内外的各学派经济学家。

  近几天，舆论再次关注中央经济核心智囊刘鹤，他有关全球两次大危机比较的论文获第十六届孙冶方经济学奖，这令笔者想起才华横溢的美国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尽管不能将两位智囊简单比较，但两人有个共同点：都有深厚学术素养及基于深厚学养的政策直觉。早已离开白宫决策团队的萨默斯，不久前就警告美国拒绝加入亚投行是个巨大错误，有可能因此让出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的角色。萨默斯28岁即成为哈佛大学教授的克拉克奖得主，不到40岁就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血液里流淌的似乎都是经济学基因。他父母均为经济学者和宾西法利亚大学教授，家族中出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分别是叔叔保罗·安·萨缪尔森和舅舅肯尼斯·约瑟夫·阿罗。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与美国差异太大，某些方面仍大幅落后于美国。美国经济决策者的主要任务是防止非制度性衰退，或曰在制度相对成熟与高水平的技术框架下保持经济活力。在决策智慧供给方面，拥有最多顶尖经济学家的美国，显然比中国更丰裕。中国在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37年间，曾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逻辑下不断探求经济改革路径并积累了相关改革经验，其渐进式改革的特色及由此萃取出的既有某些国际普适性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与政策框架，不仅为形成中国版国家经济学打下了基础，也引起了国际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视进而着手参与相关研究，共同推动着基于中国市场主体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经济学的研究进展。

  如今，中国即将进入关乎整体经济转型的关键五年，也许在此期间能将经济规模做大到1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如何深耕内生性增长模式的培育进而显著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顺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是政府施政的关键着力点。这取决于我们能否拿出一套优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以确保经济成功转型，实现微观个体的福利水平与国力和财力的同步提升。

  因此，无论是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时期相关发展规划的有效执行，还是初步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均离不开既镜鉴历史发展经验教训，又能前瞻性应对21世纪全球经济、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的国家经济学的宏观指导。而现有经济学的“不够用”，以及看起来很好的经济政策的不适应乃至“不管用”，恰恰为21世纪国家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

  显然，培育及加快形成适应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21世纪国家经济学，需要数以万计的经济学研究者扎实、冷峻和严谨的工作。他们既不能简单停留在揣摩领导意图的御用经济学者层面，更不能固守书斋闭门造车；而应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中国国情的熟知为基础，熟练掌握国际前沿经济学知识与相关理论工具，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发展与竞争态势的变化，审慎研究重大经济问题背后的复杂原因，着力加强对经济政策与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的预先研究，基于现代经济学视角，提炼出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重大命题的科学解释与前瞻性对策。例如，如何拨开经济增长迷雾，摆脱既有经济增长模式的束缚，将经济内生性动力引导到基于内生性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不断提升的准确轨道上来，就是“十三五”经济政策急务。而相关理论的不断储备和可行性路径的选取，亟须凝聚中国经济学界的集体智慧。在此过程中，决策智囊机构的发现力、协调力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克林顿执政时期之所以将美国经济带入“黄金八年”，与其幕僚团队乃至其本人对有关经济学派观点的综合运用密不可分。相信中国同样有这个能力，甚至能够做得更好。

  经济发展永远离不开经济学的前瞻性研究与领先性进步，期待中国尽快形成21世纪国家经济学。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