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国刚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指出了中国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之路。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对一国或地区而言，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具有的在全球配置各种经济资源的能力。15世纪以来的600年左右历史中，西方国家主要通过运用军事暴力、对外贸易、资本输出和金融运作等机制来提高它们配置全球资源能力。中国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人均自然资源匮乏、外贸增长率下滑、对外投资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打破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对中国进入国际贸易、国际服务和国际投资等市场的围堵，在合作共赢、创造和谐世界等方面形成与霸权主义不同的国际经济新规则新秩序，也有利于突破特里芬难题中资本输出国的悖论循环，使中国借助多边投资机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有效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闯出一条新的适合中国扩展对外经济活动的路径。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宏伟构想已进入实施阶段，并且扩展到了亚洲之外。2015年4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抓手，签署了总额为46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合作计划。2015年5月19日，李克强总理在访问巴西期间，见证了中巴双方在双边产能、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各领域协议总金额达270亿美元的35项合作文件的签字。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迈出了签署组织章程的实质性步伐。同日，正在欧洲访问的李克强总理在“中欧工商峰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为了支持欧洲的3150亿欧元投资计划，中方将积极考虑建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队伍、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具有的优势。与此同时，中国境内各相关省区也采取了一系列扩展和落实“一带一路”的政策措施，相关建设正在快速有序地展开。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诠释解读，笔者曾从国际经济理念创新角度撰写了专论，本文将从“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之道”角度谈点粗浅之见，以期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化。
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之西方模式
“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对一国或地区而言，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具有的在全球配置各种经济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强弱，既反映着一国或地区对全球经济走势和发展的影响力，也反映着一国或地区利用全球资源来优化本国或本地区资源配置的能力，保障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难看出，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是开放型经济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发展中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全球化虽然是一个现代范畴，但受自然资源禀赋有限性（甚至稀缺）的约束，以占有并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活动早已展开。远的不说，至少从15世纪左右开始，拓疆掠地就成为欧洲各主要列强的一个主要战略。600多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欧洲列强通过拓疆开土扩展全球配置经济资源能力的阶段。典型的实例包括：哥伦布从1492-1502年的10年间4次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5世纪开始，葡萄牙对非洲地区的占领和殖民统治；16世纪中叶以后，西班牙不断扩展和加深对南美地区的占领和殖民统治；荷兰借助政府力量于1602年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以贸易为幌子，对印度等亚洲国家进行殖民掠夺；凡此种种，都展示了欧洲列强尽力以他国或地区的资源来支持本国经济发展的追求，大致属于早期的强化本国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范畴。
第二阶段为帝国主义列强以战争为基本机制重新瓜分世界的阶段。16世纪以后，英国和法国加速了殖民主义进程。借助第一次工业革命取得的国力增强，英国运用军事力量一方面征服和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缅甸等），另一方面通过战争从西班牙、荷兰和法国手中夺取了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众多殖民地，通过鸦片战争占领了中国的香港、从中国掠夺了巨量财富和获得了巨额战争赔款，推进了资本原始积累进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帝国主义列强彼此之间的实力发生了变化，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家，面对殖民地已瓜分完毕的世界格局，为了提高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发动战争，通过军事实力的较量重新瓜分世界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这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奠立了经济基础。
第三阶段为发达国家运用国际市场机制来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独立、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去殖民化进程大大加快，由此，继续通过军事机制占领他国或地区来扩大对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已然不合世界潮流；与此同时，亚非拉众多国家在独立后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国际市场规模空前扩大。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的背景下，鉴于二战的惨痛教训，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资源的掠夺从运用军事暴力机制转向主要运用国际市场机制，既通过价格差别机制从发展中国家进出口的产品中攫取超额利润，又通过资本投资机制获得发展中国家中的资源开采和运营的控制权，并运用这些经济机制来影响乃至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
600多年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展示了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中的西方模式有着如下特点：
第一，以军事暴力手段为重要机制。资源配置本属经济范畴之事，应当通过发挥经济机制的力量予以解决，但在历史上，为了扩展可控制的资源数量，在向海外推进中，欧美列强屡屡动用军事暴力机制，通过船坚炮利强制性地打开他国或地区之门，掠夺被侵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资源，因此，600多年历程中大部分“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发展“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军事暴力至少有着三方面的负面效应：其一，在军事战争中，西方列强远渡重洋，不论占有多少武器装备、战术技术和后勤供给等的优势，在被侵略国家或地区人民反抗侵略的种种斗争中总要付出惨重的人力物力代价。不论西方国家在战争中如何取胜，总有着两败俱伤之效应。其二，在占领他国或地区期间，尽管西方列强可以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攫取大量经济资源来支持本国经济发展和改善本国生活水平，但有压迫就有反抗，西方列强抑制这些反抗斗争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一旦各种镇压措施失控，或殖民地国家人民揭竿而起，侵略者被驱逐，对西方国家来说，就将面临得不偿失的严重结果。其三，军事占领可得一时之利（它也许可以延续几百年），但终究不能持久。正所谓“得土地易，得人心难”。对单一西方列强国家而言，全球配置资源能力的扩展将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而减弱乃至丧失。显然，以军事暴力机制为支撑的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状况难以持久，并非最佳选择。这也是引致二战后70年间西方国家调整全球经济资源配置机制的一个基本成因（尽管在某些地区和国家，它们还在屡屡挑起事端，展示军事实力的存在）。
第二，以国际市场价格差异为重要机制。二战后，在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独立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转而选择了通过控制或垄断国际市场的机制来扩展它们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即以低廉价格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获取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同时，以高昂价格向这些国家或地区输出工业品或高端产品，由此，获得巨量超额利润，盘剥发展中国家。与军事暴力机制相比，这种价格方式较容易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运作成本较低且收益颇丰。仅仅依靠国际贸易机制，虽然可能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供求和经济走势，但它不容易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控制格局，因此，这一机制虽然为西方跨国公司等国际机构广泛采用，但西方国家政府的举措常常超出这一范畴。
第三，以资本输出为重要机制。资本主义以资本为基础和本质。对西方国家来说，资本输出早已有之。在19世纪后期，就有着通过借贷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本输出，“从一头牛上剥下两张皮”之说。但近70年，借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经济发展中资本严重短缺的现实，西方国家大大加速了资本输出的步伐。直接资本输出的一般方式包括直接投资和资本借贷等，但在具体操作中它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股权投资、专利折股投资、商誉折股投资等方式，也有项目融资、BOT、PPP等方式，还有三来一补、金融市场投资、股权投资与借款相结合、资本合作等方式。与贸易方式相比，运用资本输出方式，在客观上，既有利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高被投资国家或地区的就业水平（从而劳动者收入水平），又有利于绕开贸易壁垒的限制、扩展在被投资国或地区的市场份额，还有利于贯彻投资国影响或控制被投资国家或地区相关经济运作的意愿。在通过股权、专利和合作等方式控制了被投资国家的重要工业和科技产业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可以利用这些机制，使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社会发展乃至政治倾向受到它们意图的影响和控制。在这些投资过程中，西方国家不仅通过与国际贸易上的优势相结合，获得了在其本国难以得到的高额利润，而且通过附加一系列非经济要求作为投资的先决条件，获得了仅以国际贸易方式所得不到的政治、文化、外交和社会方面的特殊权利和地位。
第四，以金融市场运作为重要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金融市场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快速提高，汇价、利率、股价和大宗商品价格等成为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机制，由此，通过金融市场投资运作进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并由此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西方国家国际经济战略的一个主要选择。在国际金融市场投资运作中，西方国家既可以通过影响国际汇价走势来影响他国或地区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外政策等，也可以通过影响各种金融产品的国际价格来影响他国或地区金融市场走势和金融政策选择，还可以通过国际的公司并购、资产重组等路径展开股权投资和债权输出。几个突出的实例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机制，以救助为导向，迫使东南亚国家中的受援国和韩国等接受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和开放股权投资及资本市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国际金融的救援机制，西方国家又将其价值理念深入到了匈牙利、乌克兰等国。
从这些特点中不难看出，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西方模式有着多种多样的机制，是一个复合的系统。将二战前后的机制进行对比，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通过军事战争来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机制减弱了，而通过经济机制来增强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选择。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曾经指出，世界领土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为了根据实力对比的变化重新瓜分领土，动用军事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一个必然选择。时过境迁，通过二战，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已经认识到，通过军事战争占领他国或地区领土的机制来瓜分全球经济资源配置权利，是一个经济社会代价和人类生命代价都极为高昂的选项，因此，它们虽然不时地还在挑起局部范围内的小规模战争，但主要选项已转向经济机制方面。在此背景下，各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领土的争斗就转变运用经济机制争夺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争斗。
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之中国面对的挑战
从经济学角度看，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主要有三个理论：一是自然资源禀赋学说。由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拥有满足其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全部自然资源(包括品种、品位、数量和开采成本等)，这在客观上就要求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但这种互通自然资源的有无受到主权关系之间的和谐程度、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大小、经济发展水平高低、资源价格机制和货币支付能力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二是国际分工协作学说。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自然资源禀赋相对优势、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特点、拥有的知识产权特点和数量、经济社会需求特点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别，所以，在发挥各自经济相对优势的基础上，可以使得参加国际分工协作的国家和地区获得较高的比较利益。但是，这种国际的分工协作建立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大致接近、不侵害主权利益、市场平等竞争等一系列假定基础上，在现实中，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关系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中，这些假定条件并不充分成立。三是资本竞争学说。其中，“资本”强调的是资本的力量、规模、流动和效应；“竞争”强调的是市场机制、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和胜者为王；将二者结合，就是强调各种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在资本关系基础上，由国际市场竞争中胜者决定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和拥有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但这种资本竞争的平等性建立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实力相当且与资本对应的生产能力、劳动力技能和科学技术水平大致相同等一系列假设条件基础上，显然，它忽视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主权要求、发展水平差别以及文化、历史等差异性；另一方面，这种资本竞争强调“效率”决定一切，忽视了经济社会发展中“公平”也是不可轻视的决定性因素。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这种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资本竞争学说由于符合西方国家价值理念和发展要求而成为它们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主要理论依据，与此对应，它也成为西方国家大肆宣传和尽力推行的国际经济理念。
1978年末，中国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在此背景下，国民经济取得了令国际社会瞩目的高速发展。2010年，中国的名义GDP达到58786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54742亿美元，进入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第二位；2014年，中国的名义GDP总量达到636463亿元，按当期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折算，越过10万亿美元大关。但要保障经济增长率在中高位区间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还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第一，人均自然资源匮乏。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占有数量与世界平均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中国人均占有资源与世界人均水平相比，在煤炭方面为60%、耕地为39.5%、淡水为25%、原油为11%、天然气为4.5%、森林储积量为13%；在45种重要战略性资源中，中国有10种短缺，9种严重短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自然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如果仅仅囿于境内自然资源约束来发展国民经济，中国经济增速势必将呈持续下行之势。
第二，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资料显示，2005-2008年的4年间，经常项下的货物贸易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率的贡献度呈正数之势，其中，2005-2007年的3年间这一贡献率均在10%以上；在2009-2014年的6年间，虽然2012和2014年的两年间经常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依然呈正数，但贡献率仅为1.3%，与此相比，2009年的贡献率大幅下滑到-44.8%、2010年贡献率为-12.9%，由此决定了这一期间经常项下的货物贸易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率的贡献呈负数之势。2015年前7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22244.47亿美元，同比增长率为-7.2%。这既反映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引致的全球经济疲软从而各国和地区需求增长乏力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反映了全球贸易和服务竞争加剧从而国际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给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的新挑战。
（下转A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