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供应侧的结构性改革步伐，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型产业，就非得加快校正金融生态的积累式结构错位不可。这需要系统推进与局部突破的结合，需要基础夯实与机制创新的结合，需要市场校正与政策校正的结合，需要长期坚持与短期深入的结合，通过市场主体收益与风险的统一、债务用途与期限匹配、市场监管对象与功能协调，进而重塑品质，理顺关系，优化环境，丰富通道，使金融之“水”真正有效丰润实体经济之“树”。

  面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方向从市场需求侧为主向供给侧改革发力的新变化和新要求，校正金融生态积累式结构错位刻不容缓。

  金融生态积累式结构错位，主要表现为市场的“收益主体与风险主体不统一”、“债务用途与债务期限不匹配”和“监管对象与监管内容不协调”。

  在没有打破“刚性兑付”的前提下，市场混淆和人为模糊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市场性质，致使市场收益主体与风险主体不统一。一方面，出资人以单向追求高收益为目的，并不实质性受风险因素的内在约束，进而使影响和决定市场资金价格及价格走势的基础性机制被扭曲、被异化、被绑架。这种原生并长期存在于市场中的非理性力量，形成了对货币政策及传导机制效能的重大障碍与负向效应。从现实过程来分析，央行近期虽频繁推出“降息降准”、“中、长期常备借贷工具”等措施，引导资金平均收益率曲线向下迁徙，但因市场主体混沌带来的风险对收益溢价的失效甚至失灵，效果微弱。另一方面，市场用资人以绝对满足到期资金债务为手段，并不实质性受收益因素的约束，以致债务成本与债务的本末倒置，出现了在不断增加的债务中，庞大的“僵尸”企业群体，及在不计成本的债务延续中，越来越多的以民间借贷、担保公司、小贷公司为主体的“过桥贷款”等新型企业与产业，滋长出金融生态扭曲过程的众多变异环节与形态，托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短贷长用”是融资市场债务用途与债务期限不匹配的典型表现。看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两大市场的总量比重，直接融资始终增长乏力、比重过低、质效堪忧。间接融资除了主导融资市场外，还以拥有“存量市场”的绝对优势，加剧市场债务期限结构“短贷长用”趋势的蔓延，并反过来固化“增量市场”可以改变和改善这种状态的手段与资源，形成内源性动力缺失。进一步分析，由于我国融资市场开放化程度不高，竞争充分性不够，存在特别、特殊和特有的市场主体，比如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他们具有持续获取流动性的便利。因此， “短贷长用”还成了流动性结构错配的一种冒险式获利方式，这又给了“短贷长用”巨大的环境支撑惯性。同时，在经济转型大背景下，诸如房地产企业、自然资源性企业及产能过剩企业等，由于行业周期的变化与调整，出现了资产端价格“跳水”后对于原有债务结构（资金端）的颠覆与冲击。这种因为债务期限错配导致的债务腾挪，使得“短贷长用”有了更大的存在空间。

  在金融业走向综合经营的趋势下，我国多样化金融机构体系与复杂化产品结构体系加上发达的信息化交易体系并存的格局，对金融监管提出了分业监管与统筹监管选择的新挑战。笔者认为，选择什么样监管模式并非关键，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市场开放下的市场公平、均衡和效率问题。长期以来，在分业监管模式下，我国金融生态程度不同地存在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均衡和结果少效率等问题。在传统金融领域比如“存款、贷款和结算”业务上，对于新进入者相对不公平。在新型金融领域比如互联网金融业务上，对后进入者或者说传统金融经营者相对不公平；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期货市场等监管协调上，对市场对象的行为监管代替和模糊了功能监管，导致市场对象与功能不统一下的监管内容漏出，以及信息不对称下的监管均衡错乱。今年以来，在“两融”资金管理、现货期货市场保证金管理和同业资金管理等方面，不同类别市场出现的反常波动，就是监管不均衡的突出表现。金融市场不公平与不均衡，必然表现市场结果的少效率或低效率。它使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通道不畅通，又使已流向实体经济的资金固化并且用途变异。

  金融生态的积累式结构错位，还使市场主体的“人格”分离现象越来越严重，走向“盲从逐利”与“不及风险”的两个极端，在加速膨胀中的市场，起点上缺乏理性，过程中常常变形，更多体现的是“狂热+放纵”的情绪和状况。这种错位，还使金融生态与实体经济生态的耦合程度越来越差，资金配置资源的周期已不再有实际意义，变成形式多于内容的债务延续或转换游戏，形成了对“僵尸”企业堆积债务、新型和新生市场对象难以获得资金资源、资金抽逃进入虚拟经济领域等三大生态危机甚至灾难，资金“空转”、“虚转”和“假转”成为金融生态的典型产物。这种错位，也使市场有了越来越多的空间规避金融监管。市场各类参与者往往通过增加产品结构的复杂程度、改变交易手段的频率高低、变换跨界经营的组合层级等，以“业务功能性延伸”击刺金融“主体对象性监管”的漏洞，对统一大市场建设以及不同市场连通的挑战愈发严峻。

  面对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中央做出了加快供应侧结构性改革的新部署，提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型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快产品服务升级、鼓励企业加强质量品牌建设”等创新并扩大有效供给的新要求。而改善市场供给体系的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格局，适应市场供给体系从面对低收入群体为主向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的变化，关键是要促使资金资源有效流入实体经济，提升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后的效率，重组优化僵尸企业的资金结构。在此过程中，还要面对市场去债务高杠杆趋势与实体经济资金结构性“供血”不足的矛盾，面临实体经济去过剩产能的艰难选择与发展新型产业现实压力的挑战。很清楚，只要金融生态结构性错位存在，就不仅难以解决和缓解上述问题，而且还可能从生态基础、存在过程与运行机制上形成障碍。

  加快校正金融生态的积累式结构错位，需要系统推进与局部突破的结合，需要基础夯实与机制创新的结合，需要市场校正与政策校正的结合，需要长期坚持与短期深入的结合，真正通过市场主体收益与风险的统一、债务结构和用途与期限匹配、市场监管的对象与功能协调，进而重塑品质，理顺关系，优化环境，丰富通道，使金融之“水”真正有效丰润实体经济之“树”。

  （作者系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起草专家之一、资深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