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曾有过一群创富和济世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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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商鉴：先秦商家的创富智慧与济世情怀》
⊙潘启雯
作为致力于从先秦原典探究中华文明内质的“先秦迷”，自《诗鉴：先秦逸歌的史事解读》、《易鉴：先秦易学源流与预测实例》之后，青年学者李庆鹏又推出了《商鉴：先秦商家的创富智慧与济世情怀》。作者追寻先秦商贾群体的遗踪，所要做的就是还原历史细节，那些曾被“掩埋在地底的声音笑貌”，交付读者风貌各异的原生态的“故人”。
所谓“史”的真正生命力，大约就是“人”。李庆鹏所叙系先秦时期具有“启蒙”和“雏形”意义的商贾群体共计17人，大致可分四类：第一类是由商人跻身政界，然后又以工商立国，如伊尹、姜太公、鲍叔牙、管仲、宁戚、百里奚、吕不韦等，故称之为“政商”；第二类或弃商从政，或弃政从商，知进知退，适可而止，如计然、范蠡、白圭等，故称之为“道商”；第三类亦政亦商，富家治国，如弦高救郑、子贡全鲁，谓之“儒商”；第四类一生以商贾为业，步步为营，终致富可敌国，礼抗万乘，如猗顿、郭纵、乌氏倮等，谓之“豪商”。在先秦经济史上，他们构成一道恢弘的风景线，其见地、魄力、能力、创造性和时代精神，即使放在当下，亦足令人心仪不已。
伊尹、鲍叔牙和管仲商业思想的时代先声
先秦时期的这一群创富和济世达人并非风流天成。
夏朝末年的伊尹是有莘氏陪嫁给商汤的媵臣和厨师。精通烹饪技艺的伊尹和彭祖、吕尚、易牙被誉为“中国四大厨神”，而伊尹更被尊为“中华厨祖”。他曾以“汤鼎火候论”、“五味调和论”和“天下至味论”说服成汤谋取天下，后来老子将其归结为“治大国若烹小鲜”。伊尹并没有从商经历，但在灭夏兴商过程中，他一手策划通过“以丝换粟”的贸易战争挖空了夏朝国库，增强了商国实力。灭夏立商后，又通过货币发行和价格机制调节市场和生产，促进了商品流通。其“轻重之术”后来被管仲发挥得淋漓尽致，使齐国崛起，成为春秋首霸。
李庆鹏称鲍叔牙和管仲合伙经商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企业”：鲍叔牙慧眼识人，先是让利，委托管仲当“股份公司CEO”；后又让贤，推荐管仲当上齐桓公的CEO。“管鲍之交”为中国商人确立了正确的义利观，成为千古美谈。由此，鲍叔牙也无疑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先行者。
管仲担任齐相40年，继承姜太公以来的“工商立国”传统，通过工商并举、招商引资、对外贸易，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制，构建了我国最早的职业教育体制；盐铁专卖制，则成为汉代盐铁专营制的滥觞。管仲的“重商主义”思想，还比西方重商主义学说两位代表人物英国的托马斯·孟和法国的德·蒙克莱田早了2300年；其“富国强兵”之策，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了2400年。
“计然七策”和白圭经商学问的传承
早期道家宋尹学派的代表人物计然，在七国之间经商，富甲一方。后来越国大夫范蠡拜计然为师，并将他引荐给越王勾践，勾践尊之为国师。计然运用道家思想揭示商业发展规律，所谓“计然七策”：“一曰：捐货币以悦其君臣；二曰：贵籴粟囊，以虚其积聚；三曰：遗美女，以惑其心志；四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作宫室以罄其财；五曰：遗之谀臣以乱其谋；六曰：强其谏臣使自杀以弱其辅；七曰：积财练兵，以承其弊。”越用其五而灭吴称霸，范蠡用之于家则三致千金。李庆鹏称，计然最早发现农业经济循环的周期律，首创农末俱利的“三八调控律”，首倡“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积著之理”，被称为“中华商学之祖”。
子贡是孔门十哲和孔子三大得意门生（颜回、子路、子贡）之一。他能言善辩，被孔子称为“瑚琏之器”；他办事通达，长期担任鲁、卫、齐三国外交官，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齐、吴、越、晋，连环救鲁，成为纵横家的祖师爷和巧设连环计第一人。齐相晏子称其“国士无双”。他更善于经商，成为“孔门首富”；他是孔子周游列国的首席赞助商和孔子儒学名扬天下的职业经纪人；他结驷连骑，结交诸侯，“端木子贡”的金字招牌还能吓退敌军，保家卫国，真正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子贡不仅是春秋战国之交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家，更是外商内儒、文行忠信、富而好礼、博施济众的“儒商鼻祖”。当今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沃尔玛创始人山姆·威敦就说过，沃尔玛创业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中国一家古老的商号，大概那家著名的商号里悬挂着“端木生涯”的画像吧！
范蠡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初为楚国名士，楚宛令文种三访范蠡，终成莫逆之交。司马迁称赞“范蠡三迁，皆有荣名”：第一迁，与文种离楚赴越，辅佐越王勾践灭吴雪耻，称霸中原，官拜上将军；第二迁，泛舟五湖，从海路逃到齐国，改名“鸱夷子皮”，开荒种田，引海水煮盐，成为千万富翁，齐人聘之为相；第三迁，归还相印，尽散家财，隐居“天下之中”的陶邑，专事经商，成为亿万富豪，号称“陶朱公”。范蠡二次辞官，二次创富，三致千金，三散其财，后人称其“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慈善家、中华商圣、道商鼻祖。2500年来，国人常将范蠡和子贡相提并论，把商业经营称为“陶朱事业，端木生涯”。
白圭是战国时期东周王城洛邑人，洛邑作为东周王城所在地和全国商贸中心，让白圭的血脉里充满着商业基因。他先在魏国从政，后来也像范蠡一样辞官从商，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八字秘诀，将自己的商业实践总结为“智、勇、仁、强”四字箴言。他还收徒传授商道。不少跟随他的弟子都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有人说，孔子首创“儒学院”，白圭则首创“商学院”。如果说“计然七策”更多的是富国之策，那么白圭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经商当成—门大学问的人。难怪司马迁称之为“治生之祖”，宋真宗追赐其为“商圣”。
先秦商家济世和立言传世的时代价值
先秦商家的生活在距今3800年至2200年这段时间。之所以以秦为分界，李庆鹏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中央集权统治阶段，因而先秦时代的富豪与后代的类比性没有那样强烈了。但作者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先秦商家不仅致富有方，济世有功，更有人立言传世，形成了先秦诸侯百家中善言货利、富民强国的重商学派——“商家”。
如计然传范蠡，著有《陶朱公商训》；范蠡传猗顿，著有《箴言集》；子贡将儒学和商道有机结合，成为“儒商鼻祖”；白圭更集道、兵、儒、法于一身，以“智、勇、仁、强”四字箴言收徒讲学，堪称中国最早的“商学院”；战国后期，齐国稷下学宫假托管仲而著《管子》，其核心学说“轻重之家”强调宏观调控、对外贸易；太史公司马迁引孔子称道子贡之言而将商贾称为“货殖家”，其《史记·货殖列传》可谓集先秦商家思想之大成。遗憾的是，自汉代以后，除了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为先秦、汉初商贾立传外，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只论及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班固《汉书·艺文志》也只载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均不见“商家”，且从《汉书》起，历代的《食货志》都是清一色的“重农抑商”之策。
从历史脉络看，先秦商家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夏、商、西周三代各一人，王亥、伊尹、姜太公；春秋战国时期十二人，鲍叔牙、管仲、宁戚、百里奚、弦高、计然、范蠡、子贡、白圭、猗顿、郭纵、吕不韦。为什么先秦商家集中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呢？李庆鹏认为，那是时势造就英雄。春秋战国之交出现了铁器、牛耕，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土地不断私有化，井田制遭到严重冲击，周天子王权旁落，宗法制、世卿世禄制、井田制、工商食官、学在官府等传统制度开始动摇，诸侯争霸，诸子争鸣，诸商争富。这样一个群雄割据、四分五裂的年代，对于工商阶层来说充满了机会。战乱的时候，小到粮食、牛羊，大到车马、武器等军火，商人都可以从中获取暴利；而在相对安宁的时刻，他们又可以经营布帛丝绸、珠宝饰品和日用品，在“礼崩乐坏”的浮躁年代这些都是发财的大买卖。春秋战国的乱世，为商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工商阶层迅速崛起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
显然，在先秦时期每一个大事件中，身处其中的每个活生生的人，都是复杂的，都在变化、冲突、新旧交替中寻找着自己的出路，也可以说在寻找“历史的出路”。可是，受制于时代，受限于心态与眼界的不同，受困于历史与现实、经验与历史现实的交互，他们也许只能有限地突破，却留给后人无穷的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