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兴衰与南宋的命运
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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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南宋盐榷：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
⊙夏学杰
盐业，可谓我国古代经济的一面镜子。因为盐是生活的必需品，掌握了盐，就握有了巨大的财源。我国盐业专卖垄断经营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代，管仲在齐国的经济改制中就创立了食盐专卖制度。自汉武帝起，各朝都对盐业实行不同程度的专卖（其专卖商品还有铁、酒、茶叶、矿产品等）。不过，对食盐是否该实行专卖，历代都有不小的争议。最有名的争议，当属公元前81年汉昭帝时代召开的“盐铁会议”。当时，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60余名贤良文学之士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朝廷官员讨论民生问题。会上，贤良们从儒家的民本立场出发，认为盐铁等垄断专营政策是“与民争利”、“与商贾争市利”，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而桑弘羊则从国家的立场出发，认为维持垄断经营，可以保证国家稳定的税收，同时“排富商大贾”，防止大贾兼并掠夺，最终损害民众利益。这场争议后来被记录下来，成了一本有名的著作《盐铁论》。
《南宋盐榷》是一本解读南宋食盐政府专卖制度的学术专著，南宋朝廷盐业专卖所得的收入当时被称为“盐榷”，作者梁庚尧从不同角度探究了南宋盐业的地理分布特点、兴盛与衰敝的过程、政府法令的推动与成败、私盐的产生机理与防治等问题。梁庚尧在序中表示，开始想要研究南宋盐业，起于1977年他博士班毕业之后，为了研究南宋的城市而搜集史料，读到了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八“方子默墓志铭”中的一段记述，说位于长江岸上江南西路的隆兴府（洪州），“官令城中盐肆各出缀易楮，盐侩魏彬请括责南昌、新建口岸三千盐肆，如城中法”。他一直想“三千”盐肆会不会是“三十”之误，但即使是“三十”，也让他印象深刻。城外江边的口岸，光是专门销盐的店家就有三十家，城中可能更多。这些盐肆，应该不是零售商店，而是批发或转销的牙家。这段史料，让他深深体会到盐业在宋代商业上的重要性，因此萌生了研究的念头。
南宋盐业到底有多繁荣？经济史学家全汉昇在《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中提振，从北宋以来，盐利已在朝廷财政收入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当时人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南宋在产盐地设有盐场，又称盐栅、盐亭、盐团，从事生产的盐户称为亭户或灶户。按规定，盐户不得改业，二税折盐缴纳，科敷色役则可以免除。盐户若干户共用一灶煎盐，朝廷规定各户煎盐的数额。若干灶又组成一甲，由盐户充任甲头，彼此互相稽查，以防止私煎私卖。朝廷在盐场设有催煎官员，专司督导盐户煎盐。盐户从朝廷那里领取工本钱，将所煎盐如额交至朝廷在各地所设的买纳场仓，朝廷还设有买纳官员或仓官，负责向盐户购盐。盐户额外多煎的盐货，被称为浮盐，有别于额内的正盐，朝廷以较工本钱略高的价钱收购，以防其流为私盐。
梁庚尧发现，在运销制度上，南宋时期的食盐运销，可视为北宋末年新钞盐法的扩张与限制。钞盐法，亦即宋代食盐专卖中的通商法，由商人向中央政府的榷货务纳钱，算请盐钞，再到产盐州县凭盐钞请盐，运销于指定的市场。此法起自北宋，南宋时通行于两淮、两浙、江东西、湖南北、京西等销售淮浙盐诸路。此外，南宋四川所行的引盐法也效自钞盐法，引盐法同样由商人向官府纳钱买引，请盐运销。据学界已有的认识，在新钞法下，商人纳至榷货务的钞钱完全由朝廷运用。虽说食盐从生产到运销，都由官府直接控制，但宋代对食盐的征榷，并非采取单一模式，大略可分为官鬻与通商两种方式。官鬻为官府直接专卖，由官府自运自销，甚或配售于民；通商则为官府间接专卖，由商人向官府请钞运盐。
南宋初年，为了恢复生产，招谕因战争而逃散的亭户归业，采取各种措施，以安定他们的生活。对盐商，则致力于增强他们对于货币稳定的信任，为他们排除各种销盐的障碍。政府改善亭户生活、以稳定的币值和优惠的措施争取盐商入纳的态度，延续到南宋中期。发给亭户的盐本钱陆续增加，而物价比起南宋初年又明显下降，使得亭户的实质收入有所提升，生活逐渐富裕。盐商有大商、小商之分，虽然官府倚靠大商多销盐货，但也保护小商，干预大商不合理的行为。
私盐一直是让南宋朝廷大感头疼的问题，即便在盐业恢复生产之后的黄金时期，私盐也从未杜绝。梁庚尧认为，私盐的生产与运销在南宋不仅存在，而且已成了经济社会活动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南宋的私盐是如何产生的呢？一些在官府管制之外的盐户以生产私盐来谋生。此外，即使在官府管制之下的盐户，他们在缴纳官盐的同时，也照样生产私盐。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一方面由于管制不严，给予盐户以生产私盐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因盐户应得的收入常常遭到克扣，缴纳盐货时又被多称，于是只有借生产私盐来维持生活。此外，私盐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官盐遭到偷盗。出乎一般人常识的是，私盐不仅价廉，而且物美。价廉不难理解，其价格可以只是官盐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何以又能物美呢？本书的研究指出，私盐并不像官盐那样夹杂泥沙，更何况，官府所出售的食盐还时常短斤少两。
虽然南宋朝廷颁布有处置私贩食盐的严格法令，而且不断申严，无奈效果总也不怎么理想。官府缉私组织的宽容松懈，助长了私盐的盛行，然而当官府为了财政的需要而加强盐禁时，却又容易引发盐寇动乱，造成社会动荡。南宋朝廷于是陷入了两难的选择困境。当然，这个困境不足以压倒盐榷，所以很少量的私盐贩运是可以被容忍的，而彻底根绝私盐也就只能是一种理想化思维了。
那么，最终是什么压倒南宋的盐榷呢？梁庚尧认为，是对亭户的剥夺与伤害。南宋晚期，物价大涨，朝廷却因为财力困竭，发给亭户的盐本钱日益困难，盐本钱虽因纸币贬值而调高，但调高的幅度却远远赶不上物价的涨幅。南宋末年，面对盐务的衰敝，官员黄震有这样的感慨：“正缘南渡以后，护养根本，民生乐业，盐额所以再登，今当败坏之极，乃不思根本之计。”梁庚尧分析说：所谓“根本”，实指亭户而言。南宋初年，政府对淮浙盐场的兴复措施，以安集亭户为首要，称得上是“护养根本”；到了南宋末年，朝廷已无力整饬盐场吏治以改善亭户的境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