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八零后”
经济学老人的求索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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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改革大道行思录：吴敬琏近文选（2013-2017）》
⊙朱玉强
从1978年至今的40年，吴敬琏先生的学术人生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紧密相连，并为之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而在2013年至2017年的5年中，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开启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耄耋之年的吴老先生依旧不曾缺位，仍在为改革开放鼓与呼。1月24日正逢吴老先生喜度88岁米寿，而记录他近5年改革开放新思考的《改革大道行思录：吴敬琏近文选（2013-2017）》出版。
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在世界名列前茅，而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情况千变万化，矛盾层出不穷，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改革的执行力也有待加强。在吴老先生看来，经济学家能做的事情，就在于“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研究这些具体问题背后的基本问题，认识清楚基本问题，才能不被五光十色的现象变幻所迷惑，找到长期发展的正确路径。
回顾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当年“摸着石头过河”是冒了很大风险的。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深知，当今的大好局面多么来之不易。须知，我国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在“姓资”、“姓社”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所有制结构的争论中徘徊，另一方面则在经济规律作用下的经济波动中起伏，而在相关理论争论和实际求索中，都能清晰地看到“吴市场”的身影和思想轨迹。
在吴老先生看来，和其他的人类活动一样，改革要做的不外乎两件事：认知和践行。对这两件事孰难孰易，前人常有不同的估计，只是，“知”与“行”相互支撑、无法分离，不论哪一件都不能轻而易举地做到。从“知”的角度看，首先应当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改革的实行过程中不断深化认识和寻求最大限度的共识，是永无止境的过程。
在《市场赋予力量，竞争带来繁荣》一文中，吴敬琏大力提倡中国经济市场化，并鲜明地指出“市场制度的灵魂在于竞争”。老先生的如此看法，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当前我国经济体制的最主要缺陷，在于政府过多地行政干预和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使市场失去了竞争性质，难以发挥其有效配置资源和建立兼容激励机制的作用。过多的行政干预压制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技术创新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近来出现的那种认为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计划经济将会成为比市场经济更为优越的体制的看法，吴敬琏在《改革方向已明，关键在于执行》一文中提出了不同意见：与这种议论相类似的所谓“电子计算机社会主义”的说法，早在30多年前就在苏联等国流行过。不过，当一些国家按照这种“蓝图”建立起全国联网的计算机网络后，计划经济所固有的信息机制特别是激励机制的缺陷并没有被克服。直至苏联解体，它的经济绩效仍毫无起色。近年来网络技术确实有了大踏步提高，但要说计划经济会因此而变得优越，恐怕仍然只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假说。我们大可不必因此而改变既定的经济发展方向和全面改革计划。
虽然吴敬琏不遗余力地提倡中国经济市场化，但他更善于反思，勇于扬弃他的市场经济思想中那些与现实不相符的部分。他在书中坦承，以前他曾以为只要经济市场化，中国经济发展就可大功告成了，然而他现在深感仅仅是市场化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法治化。
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从粗放增长方式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型，对此，全国上下早已有了共识。只是这种转型非常缓慢。为此，吴敬琏在多个场合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这种转型的意义和历史做了说明、阐述。在《增长减速、发展转型和改革重启》一文中，他就对为什么转型缓慢做了深度分析，认为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政府资源配置权力太大，妨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使许多地方的政府官员都在尽力动用自己配置资源的权利，来营造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三，财政体制的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去尽力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四，要素价格和一些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助长了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吴老先生据此认为，要想全力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就是通过改革消除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起能激励创新与创业的制度环境。
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新常态，吴敬琏也有他独特、清醒的认识。2014年12月他在题为《企业家怎样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演讲中就说，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的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二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发展转向创新、效率驱动的集约型发展。这正契合他一贯倡导的理念。不过，对于中国在新常态应当实施的发展政策，吴敬琏却并不固执、囿于关于长期中发展模式转型的理论思索，而认为必须标本兼治，把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结合起来。例如，虽然他始终认为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提高效率，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但他也认识到需要同时采用一些短期政策措施来稳住大局，以便为推进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赢得必要的时间。这类措施至少包括堵塞漏洞和化解风险，采取货币和财政等短期调节宏观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与其他学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不同的是，吴敬琏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和市场化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在《推进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质量》一文中就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我们从原来主要依靠刺激政策来保增长，转向以提高供给质量、提高增长效率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是必须努力实现从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到创新和效率驱动的发展模式的转型。在具体实现“三去一降一补”提高供给质量的任务上，吴敬琏认为从理论上说，现在大多数人都承认市场力量能促进资源从供过于求、效率低下的部门企业流出来，转向供不应求、效率较高的部门企业，实现结构优化，也承认市场能够通过奖优罚劣，有力地激发创新和创业的活力，但是，因为需要相关机构和人员放弃既有的权力和利益，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往往步履维艰。对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最顺手的就是用行政手段去调结构。可是，多年来的经验一再证明，优化结构主要靠良好的体制机制，再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结构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在《深化结构性改革，完成有效率的调整》一文中，吴敬琏旗帜鲜明地提出，务必使市场能在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发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作用，实现“三去一降一补”，完成有效率的调整。
经过这几十年改革的推进，如今国人已普遍认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要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对政府应当怎样在这个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各方始终争议很大。在《什么是结构性改革，他为何如此重要》一文中，吴敬琏对上述争议坦率表明了他清晰而令人信服的思考：所谓“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是不要落入过去政府包办一切的老套路。政府要做的，不是直接出手去调结构，而是提供公共品；不是操控市场和干预微观经济，而是为市场的运作提供更好的条件，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良好的法治环境。当然，政府还应在市场不能起作用的一些地方发挥作用，比如用社会保障体系来为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托底，支持基础性科学研究，建立基础教育体系等等。
除了在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上的建树，吴老先生在诸多具体改革项目上也有鲜明的主张，这包括价格改革、产权保护、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制度反腐、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等。进入望九之年的老人依然没有停歇理论思考和追求，因为他心中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是几代中国人魂牵梦萦的伟大事业，应当为实现这一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