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心理学天才的绝妙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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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迈克尔·刘易斯《思维的发现：关于决策与判断的科学》
⊙郑渝川
迈克尔·刘易斯是美国著名财经作家，曾出版超级畅销书《说谎者的扑克牌》、《大空头》、《高频交易员》等作品。《思维的发现：关于决策与判断的科学》是他深入描绘行为经济学这一深刻影响了金融决策、公共政策的新兴学科初创过程的新作，揭秘了框架效应、前景理论等行为经济学经典成果的诞生过程。全书以两位以色列心理学天才学者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的成长、合作与创造为主线——特沃斯基曾出任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尼曼则为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后者凭借与前者对决策制定问题的研究成果，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位行为经济学的开创者，深刻影响和带动了行为经济学家、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等学界同行的研究，并使行为经济学的观念和观点被加速扩散到诸多领域。
二战期间，为了躲避纳粹搜捕，卡尼曼一家在从法国巴黎迁徙到南部乡村。这段时期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卡尼曼的个性，使他日后变成了一个内敛甚至有些羞涩的学者。以色列战后建国，卡尼曼迁入并如愿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以色列立国之始，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别编入军队序列。卡尼曼的心理学开始派上用场，不仅要为走上战场的军人提供心理疏导，而且由于迁入以色列的很多犹太人此前在受到纳粹的长期迫害，非常需要运用心理学方法为之疗伤。《思维的发现》叙述了卡尼曼如何将他自己学到以及思考得出的心理学观点，投入使用的过程——这项工作虽然繁重甚至带有极大的危险性，但提供了美国等许多和平国家和地区所不具备的特定测量环境，可以让作为研究者的卡尼曼更精准地研究人的心理特征以及变化。
特沃斯基的个性与卡尼曼完全不同，更接近于典型的美国人气质，外向，热情，敢于冒险，并很善于与陌生人建立密切沟通。更值得一提的是，特沃斯基是犹太人群体中智力卓绝的代表，他只用很少时间就掌握了同行、同学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掌握的心理学知识，更倾向于通过测量、模型分析、观察细节来挖掘人的心理奥秘。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兴趣可谓泾渭分明，卡尼曼谦逊，对于论辩对手也常抱以宽容，总希望能从论辩对手那里学到正确的内容；而特沃斯基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已开始提出带有创新性的心理学观点，勇敢去挑战当时占据主流的学术教条。但就是这两个性格差别很大的心理学家，因不同的兴趣、分析方法、关注重点而结成了20世纪后期最为著名的学术拍档。
合作刚开始，两人就通过一项实验，证明哪怕是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或是精通统计学、了解概率论的专家，也会对随机事件表现出思维偏误，由此形成了直觉偏误的观点。他们分析认为，这种偏误对于科学研究的影响不容忽视，专家会过多地依赖偶然性，并因为坚信小数定律，总会为自己的结论找出合理的解释。两人的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哪怕是资深专家，也会犯错，而且错误的结论为什么也总能被找到看似合理的理由——金融危机爆发后，曾作出过错误乐观判断的专家，往往会竭力为自己摆脱失误的责任；世界杯、欧冠联赛等重要的足球赛开赛前，评论员在预测胜负时，依据的恰恰就是偶然性因素，并将之改良称为“XX定律”。对此，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创造性地提出了“启发性”概念，认为人的大脑在面对未知问题时，会用经验法则代替机会法则，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在计算随机性概率时出现重大偏差。但从另一方面说，可得性启发式思维又的确能帮助我们对未知事物快速作出判断。
特沃斯基毫无畏惧地进入一个又一个职业（学术）领域，归纳出专家会陷入后视偏见进而得出牵强甚至是错误结论的现象。最典型的是在历史领域，历史学家“极易接受他们所看到的任何事实（而忽略他们没有或者无法看到的事实），并将这些事实打造成一个个听起来颇具说服力的故事”。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在体育比赛的解说中，解说员、评论员为了自圆其说，会不顾一切地调整叙事方式，将规律强加在随机事件上。在今年的世界杯期间，梅西、C罗、姆巴佩等足球巨星在不同场次比赛中的表现，让全球各地的评论家不断调整评价方式，但还是不断陷入“被打脸”的窘境。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观点也深刻影响了医疗领域。美国医学界人士开始意识到，治疗不可避免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传统医疗虽然也开始使用数据分析，却没有对深层次意义展开必要的思考。通过引入循证医学的观念，数据分析校验发现，医学专家的直觉判断在很多情况下错得离谱。而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医生还可能因为记忆偏差而作出错误的判断。此后，接纳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观点的医学专家还陆续发现，酒驾、开车接听电话等行为之所以会造成如此之多的伤亡，就在于人们会盲目乐观，大大高估了在一心两用时的驾车水平和注意力。
渐渐地，两位天才的合作从对人的判断转向决策研究，对专家们都普遍接受的决策者追求效用最大化观念发起挑战。他们认为，人们在决策时并不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而在追求懊悔最小化，并据此逐渐探索“后悔理论”原则，如后悔与靠近程度有关、与责任感有关，等等。通过大量案例分析，两人慢慢发现人们对待收益风险和损失风险的态度并不相同。有趣的是，这期间，青年教师理查德·塞勒开始加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行列，并像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那样提出了全新概念，最著名的就是禀赋效应。卡尼曼尔后提出了反事实思维的观念，断言人们在对待灾难等剧烈冲击的事件时，会有必要的思维假设，而这必然会让人得出错误的因果联系、规律认识。
令人扼腕的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一度决裂。特沃斯基口无遮拦，有时不经意间会伤害卡尼曼，不仅如此，媒体和公众当时更青睐外向热情的特沃斯基，学术界甚至在授予荣誉时也首先考虑特沃斯基。卡尼曼一度觉得，特沃斯基并没有公正对待他。两人的和解是在特沃斯基被诊断罹患癌症后，那时特沃斯基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