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杨英杰 　　经济学博士，中央党校副教授，财经杂文作者，本报特约供稿人。

　　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重庆考察时指出：“我们目前有两个目标。一是使国家富强起来，人民富裕起来；二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从这席话看，第一是要有成果，第二是全体人民共享。这两个目标紧密联系。没有成果，谈不上共享；没有共享，成果不会保持长久。

　　实现这两个目标，首先要求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市场取向的改革。

　　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结果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只有蛋糕做大，才可以更好地分配蛋糕，才有实力更好地致力于收入分配。

　　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不应质疑市场取向的改革。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其市场进入的自由和市场竞争的充分。我国改革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出现都与“进入的自由”和“竞争的充分”没有更好地实现有关。而这一点，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否彻底。

　　当前改革的关键和重点是必须改变政府在经济领域仍然过多地直接配置资源，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的现状，这一问题已经成为突出的体制障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已不容我们久攻不下。

　　在此关键时刻，我们更应对有可能阻碍改革继续朝着市场化方向努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保持警惕。既得利益集团是一个国际性问题。比如，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世界银行决定帮助各国政府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在各种制度中，缺少一个担保登记制度。所谓担保登记是指，借款人为贷款提供资产担保需被正式登记在案，这样潜在的贷款提供者就能够对借款人已经抵押的物品保持警觉，防止重复担保的发生。实行这一制度，不仅仅有利于银行防范金融风险，也有利于一些中小型企业自觉地、更好地根据其资产进行融资。

　　然而，在讨论这样一项明显有益的制度时，世界银行却遭到了现有银行的强烈抵制。为什么？因为现有银行有能力在不存在担保登记制度的情况下获取相关信息，并不是说这些银行不能从这一制度中获益，而是它们不愿看到其地位受到因这项制度的建立而能够增强其竞争力的其它贷款者的挑战。现有银行因惧怕竞争而否决了这一计划，这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力量。

　　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在社会中的存在，但绝不允许不讲公平公正，无限做大既得利益集团。对于那些涉及多部门、触动深层利益格局的关键性改革，应当加强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和高层次协调，运用超脱部门利益的法律手段推动改革方案的实施，避免部门扯皮和久拖不决。

　　市场既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也是基础性的收入分配机制。贫富差距拉大不是市场的错，也并不代表着社会不公正程度的加深。从世界范围来看，以基尼系数为代表的收入分配差异指标在一些国家或许并不高，然而民众对收入不平等的关注和感受却异常强烈，甚至引发社会的动荡；而一些基尼系数相对较高的国家却并未出现社会的不稳定。问题的关键在于收入的不平等主要是什么因素引起的。

　　如果市场是公正的（或者说市场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而且竞争比较充分），如果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在平等条件下获得成功（或者说个人的发展机会是平等的，从比较贫穷的阶层得到提升的机会是平等的），那么，基尼系数的高低或许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因此，只要起点公平（如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移的机会等）和过程公平（如发展机会、市场进入机会、阶层提升机会等）得到较好的实现，政府同时注意补救市场失灵引起的社会代价，统筹好发展成果的再分配，不断改进公共服务，相信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尤其是贫困者能够分享不断增进的社会财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自然能够实现。

　　实现这两个目标，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以个体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安全网。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并不仅仅在于增强消费者的信心，以提升国内需求，更重要的是增强公众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在经济处于周期的低谷时，使公众具有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职业培训的机会和医疗救助的机会，从而使那些失去工作机会的民众看到重返市场的希望。这也是从二十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得出的教训。在美国大萧条之前，西欧国家只有20%的劳动力有某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只有22%的劳动力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几乎没有听说过。结果是，大萧条引发的大量失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催生了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还很不完善，以家庭保障为主的保障方式，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所引发的人口迁移而受到极大的挑战。以养老保障为例，目前，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只占人口总数的15％，低于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20%的国际最低标准。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是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