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寒冰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许多地方都开始拿闯红灯者说事，而且，一出手就是“重拳”：有的地方将闯红灯行为与所在单位的评先、福利待遇、奖金发放等挂钩；有的地方将闯红灯者的照片曝光；有的地方则从“娃娃”抓起，规定如果中小学生闯红灯，就不能被评为“三好学生”。

　　但是，上述做法，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公众对这种“重典”惩罚非常反感———尽管他们同样反感闯红灯的行为。

　　一切处罚行为都必须有法律依据。但是，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授予执法者以闯红灯为由，干涉单位内部发放奖金等权力。任何超乎法律规定范畴的处罚措施，都可能造成对法律的践踏和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可能比创红灯本身更可怕。

　　而且，在我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个老问题了。这点在职务犯罪中可见一斑。《检察日报》指出，现在一半以上职务犯罪分子被适用了缓刑或免刑，对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过多、过滥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既然这些犯了比闯红灯严重得多的罪行的人，可以受到宽容，对普通老百姓闯红灯这种轻微违法行为，却以比法律规定还要严厉得多的措施予以处罚，公众提出质疑也属理所当然。

　　以“重典”整治闯红灯，据说是借鉴了新加坡的经验。2003年7月，新加坡颁布法律：对任何在巴士停车场及车站乱穿马路的行人，最多可罚款571新元（相当于人民币2800多元），并被判入狱3个月，如果再犯，重罚，入狱半年。因而，新加坡鲜有人闯红灯。但是，如果我们要效法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先修订法律，其次是严格执行法律。而在我国，目前，法律尚未修订，突破法律的“重典”没有依据，而对法律的执行状况，亦令人深为忧虑。

　　笔者不妨举例说明。1994年，美国青年迈克尔·费伊因多次把油漆和鸡蛋泼向私人汽车等行为，触犯了新加坡法律，被判拘禁4个月，罚款2244美元，外加鞭刑6鞭。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说情，要求免除鞭刑。然而，总统的老脸没能保住费伊的屁股，只抵消了两鞭而已，剩下的四鞭照样将费伊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彻底“破相”。法律如此被执行，谁不敬畏法律？

　　因而，再严厉的法律规定，也必须严格执行，公众才会认真遵守，效果才会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闯红灯最无所顾忌最霸道的并非普通老百姓。在不少城市，敢于横冲直撞，对红灯视而不见的车辆，政府用车或警车占不小比例。警察对这些闯红灯者，不是敢怒而不敢言，就是视而不见。如果真的要治理闯红灯，为何不先拿这些特权车辆开刀，给违法者以震慑，让公众引以为戒？这远比欺软怕硬的执法方式，更容易让公众信服和接受。

　　民以官为范，当手握权力者成为守法的典范，民众必然守法。具体到闯红灯，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