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最近，所罗门群岛首都发生骚乱殃及华人华商致使损失惨重一事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我们不否认，这些冲击的背后有某些排外性质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但我们是否首先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该怎样“走出去”。

　　我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从广义上讲，主要是指产品、服务、技术、劳动力、管理及企业本身走向国际市场开展竞争与合作的战略取向；狭义的“走出去”战略是指企业到国外投资，设立生产经营机构，向境外延伸研发、生产和营销能力，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合理配置资源的发展战略。相应地，“走出去”战略大体可分为两个层次：基本的层次是指商品和劳务的输出，主要涉及货物、服务、技术、劳务等的出口贸易；更高的层次是指资本的输出，即对外直接投资，或者说跨国公司化。

　　据世界贸易组织4月19日公布自中国入世以来的首份《中国贸易政策审议报告》，2004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额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达到6.7%，尽管这些贸易大部分是由以中国为基地的外资公司进行的。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额达到11548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然而，伴随着更多“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走向国际市场，贸易摩擦也屡屡发生，可以说中国外贸已经进入摩擦高发期。伴随着贸易摩擦，中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保护的最大受害国。从1995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

　　与货物贸易相比，另一个关于资本流动的数据是，截至2004年，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449亿美元, 扣除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反向投资，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448亿美元。但是，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对 200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出流量、存量为基期进行测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0.9%和0.55%，在国际资本流动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做出判断，无论是从企业自身发展之所需，还是从中国当前和平发展之所需考虑，我国企业由商品和服务出口转向资本出口已是势在必行。如果企业将生产基地移向他国，尽管企业产品已不再标示“在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但更有意义的则是背后的“由中国制造”（made by china）。这样将会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钱让别人赚、罪名我们担”的被动局面，因为正如《中国贸易政策审议报告》所指出的，目前中国的货物贸易大部分是由以中国为基地的外资公司进行的。

　　在这一方面，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已经走到了前面，而且这一趋势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决定企业能否占领成长发展的制高点。由此，适时探讨企业应该带着什么走出去的问题，亦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我们认为，企业除了带给当地资本、技术、产品、就业等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明之外，与物质文明共生的文化乃至文明等精神性产品的输出可能更为重要。他国对以企业文化为载体的本国文化或文明之接纳和认可有两个方面的明显作用：一是有利于企业在当地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提升企业形象，有助于产品的出售进而提高企业的收益；二是有利于商品和资本输出国形象特别是国际形象的提升，提高本国在消费者心中的声誉和知名度，对该国产品在世界范围的消费都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从而有利于该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由此，我们想到了郑和下西洋。600年前，郑和始终本着“怀柔远人”、“和顺万邦”和“共享天下太平”的宗旨，倡导“王道”和反对“霸道”，建立并巩固了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中华文明，输出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梁启超曾评价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业绩：“有史来最光焰之时代。”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5000年绵延不绝，究其原因，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在于其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在于其“怀柔远人”的亲和力。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华文明之精神实质的话，非“和”字莫属。君子和而不同，民族和而不同，国家和而不同，文明和而不同。惟有和而不同，才有世界文明的丰富多彩，才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才有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

　　当然，利润是企业生存的基础，但仅靠利润，没有一个可以为别人所承认和认同的以本民族文明为其精神实质的企业文化、企业文明，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在未来我国内部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和知名品牌走出国门，在全球化舞台上向世人展现中国企业强劲实力的同时，也展示着中华文明的久远魅力，传递着中华文明的持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