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转角几乎天天有事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

　　经济快速增长通常被认为是一件好事：随着财富之饼的不断加大和丰衣足食，人们的满意程度会随之提高，进而社会日趋安定。与之相关的看法是，贫困乃社会动荡或暴力频发的根源。然而事实却不完全支持这样的判断。工业革命以降，300年间，尽管人均收入整体水平一直在上升，但人类目睹了众多的改革、革命和战争。更有甚者，历史还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尤其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迅速迈进时，社会动荡爆发的频率反而更高些。根据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描述，在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政治暴力冲突普遍发生在那些经济发达的邦里；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恰是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不满情绪最高。

　　奥尔森1963年的那篇论文“作为不稳定力量之增长”对此有过探讨。奥氏论证逻辑十分简单：经济快速增长意味着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也意味着不同产业和地理区位之重要性的此消彼涨，还意味着不同类型劳动力之稀缺性的重新洗牌；所有这些，又势必引起收入分配上的广泛而巨大的调整。在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中，通常会出现大批受益者和受损者。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的境况要好于其出生和成长的家庭背景，另一部分人则相反。无论是受益者还是受损者，他们的阶级或“种姓”归属均开始松动和破裂。更有甚者，他们的家庭关系也会因收入和工作地点的变化而改观。结果，这两类人的精神被经济增长带来的变化所撕裂，从而成为两股不稳定力量。

　　在同一篇论文中奥尔森还提出，经济快速增长通常会创造出两类群体，即所谓的“新富民”和“新贫民”。随着“新富民”人数的增加，他们自然而然地将会运用其手中的经济力量去改变社会和政治秩序，以便更好地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奥尔森把这批人称之为“心怀不满的获益者”。而生存状况不进反退的“新贫民”，由于绝对和相对福利水平的下降，对其贫困的怨恨程度远远超出了一直处于社会底层者对贫困的怨恨。鉴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三者之间高度地相互依赖，故经济权力的重新配置无疑要反映到社会尊重和政治权力的分配上来，使得通向新的社会和政治均衡的过程具有高度不稳定性。

　　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内部的各地区，经济增长快慢通常是非均衡分布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同样构成社会动荡的一个原因。说到此，我立刻想到西汉名臣贾谊的《陈政事疏》。刘汉所封诸王，大小各异，强弱不等。如果把各诸侯国的人口和物产视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则非均衡增长之后果便是诸侯的造反。天下大乱，最苦的还是百姓。忧君忧国忧民的贾谊，为此提出了我称之为“贾谊定理”的“治安策”：“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由于社会地位恶化，受损者无疑会成为一支巨大的破坏稳定之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数量很少的受益者之所得总额非常巨大和集中时，社会的中位收入便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降低。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完全可能极大地增加受损者的数量。人均收入提高而受损者数量增多，这看上去和感觉相悖，但经济快速增长和日渐贫困者人数递增两者并存不仅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而且在实际中同样也是存在的。在著名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论文（《美国经济评论》1955年3月号）中，库兹涅茨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命题。

　　经济增长必然会引起收入增长。但收入的普遍增长、或成功地让绝大多数人分享增长好处是否有助于社会稳定，也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看来，并不在于人民的长期贫困，而在于他们生活条件随着经济增长的大幅度改善，在于法国大革命前的那种史无前例的、持续而稳定增长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种普遍的不安定情绪。这句乍一听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却很可能“似非而是”的话，其要点在于人们的满足感主要源于他对未来福利水平的预期。在他看来，当一个人同时被手铐和脚镣所束缚时，他对自由的憧憬微乎其微；然而一旦手铐被打碎，脚镣的存在就会变得百倍的不能容忍。托克维尔的见解如此具有“似非而是”性，我倒觉得不妨给它起个名字：“托克维尔效应”。

　　从既得利益的角度看，快速经济增长及其与之互为因果的制度变迁，往往也是构成社会不稳定的原因之一。4年前阿塞莫格鲁（D.Acemoglu）和罗宾逊（J.Robinson）在“以政治眼光看待经济落后”一文中论证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受到人们广泛欢迎的“增量改革或制度变迁”往往并不伴着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因为在经济和制度变迁过程中或之后，并不存在可靠和充分的机制，以补偿失去权力的政治精英们。经济增长还使人们对实现更美好生活之可能性、对新意识形态以及对新政府体制的了解更加深化，从而激发起人们对“政府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去做”的预期。这样一来，既得利益精英阶层就会因为成为阻止变化的力量而与新兴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并由此催发社会动荡。

　　以上讨论的都是绝对收入的多寡。一旦进入相对收入领域，不稳定力量又多了一项重要的新来源：部分受益者也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样讲的理由在于，即使从绝对标准看经济增长使得受益者人数超过受损者人数，但某些或多数受益者却可能因为受益程度低于其他受益者而感到沮丧和不满。换言之，人们心中真正的追求是福利的相对水平提高而非绝对水平改进。这个结论很容易就让人想起孔子的那句名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经济增长结果的非中性，亦即经济增长对社会中不同的人或群体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指明的是人们往往更看重相对福利这一点极具普遍意义。

　　我写作本文———其实主要是转述一些学人、智者的相关著述———的目的，是想阐明经济快速增长可能引起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经济迅速增长和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复杂。尽管人类历史上经济快速增长引起社会动荡的事例随处可见，但我们也可以找出许多主要导因于经济停滞或倒退的革命事例，比如中国辛亥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等。坦率说，大凡谈论这类问题者几乎都冒着掉入“归纳主义陷阱”的风险：人类历史经验如此丰富，以至于人们想证明什么就一定能够证明之。面对着相互矛盾的、彼此对立的历史事实，决定我们最终结论的关键，恐怕还是个人的学养、价值观和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