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珑铭

　　最近几年，大量教材回扣案不断进入公众的视野。据5月15日的“新华视点”报道，江苏省检察机关经过侦查，挖出了一系列高校教材回扣案：在江苏115所高校中，共查出有109所学校涉案，已有130多起商业贿赂立案。高校涉入教材回扣案面积之广，令人触目惊心。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与教材犯罪有关的案件所涉金额之大。曾任湖南省新华书店财务部经理刘彻，贪污千万元炒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174万元，后被判处死刑；山西临县新华书店原经理高生荣， 贪污公款700多万元，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曾任贵州省新华书店教材、教辅发行中心主任的侯福康，贪污受贿47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教材回扣案发生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是教材暴利。教材出版业在2004年、2005年连续两年进入“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即是明证。根据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所披露的数据，教材的回扣率约为30%左右，如果按此比例，那么每年就会有数百亿的回扣。在这块巨大蛋糕的诱惑下，一些人铤而走险也在意料之中。

　　只要教材暴利存在，以教材为媒介的腐败大案就不会销声匿迹。那么，教材回扣案的暴利又是怎么来的呢？是教材出版、发行机制，赋予了出版社、新华书店的垄断地位，进而造就了教材出版业的暴利。从表面上看，我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教材出版部门要报请国家发改委和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有关物价部门全程监管，教材要经过多方审查，利润空间不大。

　　但是，由于教材的出版、发行皆处于垄断状态，其成本核算高度不透明，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难以了解实际成本，教材定价就很容易被出版部门所左右。由此，就形成了一条利益链条：从出版社到新华书店再到教育部门、学校，每个部门都能从中获得暴利……

　　根据民建中央在今年两会的提案中所提供的数据，教材教辅的销售利润为全行业平均利润的520%。这使得我国出版业产值和利润过分依靠教材，导致了出版行业结构失衡、原创性不强等弊端。不难看出，由于教材垄断所产生的暴利，不仅为商业贿赂创造了条件，也制约了我国出版业的发展。

　　因而，打击教材回扣，除了司法部门的介入，严格执法外，还需要引入竞争，打破教材垄断，消除暴利存在的土壤，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民愤问题。事实上，早在2002年的时候，我国就开始推行中小学教材发行改革，引入竞争机制，以摆脱单纯依靠新华书店垄断发行的机制，但是，由于推行力度有限，加之新华书店的反弹，这一改革至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果再次推行以打破垄断为目的的教材出版、发行改革，就必须总结已往教训，防止相关措施再次被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化解。

　　应该认识到，打破教材垄断，不仅对打击与教材有关的商业贿赂等有利，也有利于中国出版业的健康、良性发展，否则，继续拖下去，不仅继续加重学生的负担，惹得民怨沸腾，也容易贻误中国出版业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