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关于一个国家如何能够使社会更加和谐民主，同时使经济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经济学研究中有两个不同的观点：制度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制度观点认为，首先社会应保持民主和谐，其基础是政府应首先建立合适的产权保护机制，然后在政治制度保障之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才会有可能得到保证，经济才能得到发展。发展观点则认为，首先需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特别是一些贫穷国家，财富、教育和健康的不断增长和改进，是社会更加民主和谐的前提。

　　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表明了这两种观点是不矛盾的，是可以齐头并进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制度演进带动下的要素投入。制度演进主要表现为产权保护机制的完善，包括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经营模式的改革，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出现；另外，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框架的逐渐形成，以职能转变为主要表现的政府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能力的提高，等等。经济转型期的优势使中国经济在一个较低的基数上出现了惊人的增长，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保持至今。

　　目前的问题是，经济转型的优势还能保持多久。换句话说，高经济增长率还能保持多久。如果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劳动力转移压力、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等需要在经济增长中逐渐化解的问题是否会激化，进而是否会影响经济平稳、持续和快速的发展。

　　可以说，尽管中国制度演进的空间仍然很大，但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即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留给我们继续保持原有速度改进制度的时间却不多了。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间，首先改革那些服务于计划经济却并为未随计划经济的覆灭而覆灭的制度。比如，政府职能转变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仍将精力放在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上。再比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作用的前提，而人力资本是最根本的生产要素。但是，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不利于人力资本自由流动的各种限制仍未有大的松动。

　　研究表明，户籍制度对人力资本流动的限制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主要原因。同时，户籍制度不利于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一个制度上的阻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必须以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为前提。更进一步，这一劳动力的转移将会成就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如果每年转移1%的劳动力，仅这种转移就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大约4%至5%。因此，如果这一速度保持下去，城市化或者说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将成为今后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对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经济全球化的旧有制度的改革，便成为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

　　制度演进带动下的要素投入，其中要素投入既包括要素数量的增加，也包括要素质量的提高。要素质量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在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关键是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要有大幅的提高。对知识的尊重和对因人力资本素质提高而带来的收益的强制性保护，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力资本投入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我国国民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由此可见，教育对提高劳动力素质进而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功用。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的发展潜力和优势。

　　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将使劳动者素质得到提升，进而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研究表明，1978-2002年间，人均收入增长的69%应归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毋庸讳言，国有企业的低效和资本配置的低效并没有影响到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年均高达6.2%的增长。与此同时，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也达到年均增长5.7%的水平，而且这一高水平保持了二十多年。

　　更为重要的是，因教育而素质得以提高的民众，更容易通过协商和投票的渠道而不是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发展经济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双重任务，都要求我们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当然，同教育一样，适应国情的医疗卫生等以保障公民物质、精神合理需求的体制的健康发展，同样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推动和稳定作用。

　　总而言之，对于目前形势下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经济增长是必需的，和谐民主的社会也是必需的，不可偏废。我们的思路只能是：制度建设需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来推动，在争取出的时间内拓展和谐民主社会建设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