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维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眼下中国正兴起一股国学热。一些重点大学开办国学班国学院，着手培养国学硕士、博士乃至国学大师，还与电信联手开通“国学短信”，看样子，国学复兴之势大焉。但有人说，现在一些弄国学的人自己并没有国学素养，更没有国学资本，何以复兴国学？还有人说，现在的国学是资本国学即被金钱包装的国学，比如，收费不菲的国学高管班（国学EMBA）除了附庸风雅，就是炒家对国学的糟蹋、作践。

　　不过在我看来，无论国学资本还是资本国学，实际上都不会是问题———只要他是自话自说、自钱自花，就不怕他误入歧途甚至走火入魔。我以为国学热背后真正值得警惕的隐忧有两个：一是“拉大旗作虎皮”的特权国学，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二是“王者师卫道士”的国学特权，开启童蒙误导后生贻误青年。归结起来，这两个隐忧，险在可能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成果，险在可能导致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格格不入的所谓新权威主义的“人治”“仁政”。

　　就现实而言，随着物质财富的空前丰富，人们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科层组织也愈加精巧，官僚队伍更见庞大，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种忽视“人的存在”的危险趋向。简单地说，就是今日用“丛林法则”武装起来的“新儒家精英”们（其中不乏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所指的“自满阶层”和“自满文化”的受益者、摇旗呐喊者），假“改革”、“法制”、“国学”、“民族主义”等之名而行“霸道”之实。“丛林法则”的现象形态是“精英主义”，而“精英主义”的“社会历史形态”就是奴隶制、封建制和雇佣制。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先后继起的这三大奴役方式，不过就是“丛林法则”三种不同形式的“精英主义”制度，其共性是精英阶层对社会资源和弱势群体的劳动成果占有压倒性的垄断地位。———所谓起点不公、分配不公，实际上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产生“贫富情仇”的文化根源。

　　2002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鎔基在记者招待会上坦陈“农民问题”是令其最“头痛”的问题，因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部分农民的收入还有减少”。4年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同一场合再次喟叹“最痛心的问题是在我这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试想，如果“平民”们过不了“好”日子，“精英”们能有“好”日子吗？“白天是祥林嫂，夜晚是罗宾汉”。协调、处理不好利益分化这个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追求和平崛起的中国就极有可能走向歧途。因而，处于转型、过渡中的现代中国，更有必要“执两端而守其中”，摒弃后世儒学的精英官治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文化。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5周年、忌辰7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特殊年头，思及先生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吃人礼教”的鞭笞，不能不让人对今日的国学热保持一份警惕。“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国学当然可以引致官富士裕，但却不能导致民殷国强。典型的例子是宋———一方面是“理学”发达，朝廷富裕，但另一方面有宋一朝却是华夏历史上最为羸弱的王朝。的确，国学体系庞大卷帙浩繁，其间良莠杂陈精华糟粕相间，不乏一些求学求知做人做事立言立德的道理，但其内圣外王的大道理才是要害———民心有君民心重，君心有民君心轻。无论三坟五典九丘八索还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说白了，国学的主体精神就是帝王术、人治术、心道术，其核心旨趣始终都是卫护皇权专制的。这与善良的人们所希望的国人之学、国民之学、国家之学岂非南辕北辙？

　　自秦以降特别是西汉“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就一直被“国学”所主宰，其治理中国社会的最终成果，按毛泽东的话说，到底也不出“一穷二白”———例如，直到1949年，全中国的钢铁产量也还不足百万吨。仅此一个最直接也最简单的史实，足见国学主体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上的无力。

　　毋需讳言，近二三十年来，伴随经济的高涨和社会环境的宽松，不仅历史上积压的各种老问题充分暴露了出来，而且发展中产生的种种新问题也日益紧迫了起来。但无论如何，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成果有目共睹，而这样的大发展并未依靠国学；如果非要说依靠了什么，我想，除了民众的辛劳、政府的操持，文化思想意识的因素恐怕就只有两条：法意，人性，也即我们今天普遍倡导的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

　　如果说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颠覆了大部分传统中国的“传统智慧”（加尔布雷思发明了“传统智慧”的术语，指那些无切实证据证明、却因精英人士和权威人士鼓吹而成为所谓社会共识的观点及信息）的话，中国的下一步发展究竟还有哪些可以寄冀望“传统智慧”的呢？

　　这是面对国学热，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