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国

　　山西左云“5·18”矿难，初步确定井下被困矿工为57人，当地安监部门却说仅有5人被困，瞒报问题严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愤怒地指出，这起事故是今年以来最大的煤矿事故，“伤亡之严重，性质之恶劣，造成很坏的影响”。李毅中怒斥矿主“草菅人命”。

　　可以想象，接下来，矿主和地方政府将承担赔偿责任，有关责任人将由于失职遭到行政问责。但是，假如矿难的问责仅限于此———已往的许多矿难大都处理到这里为止———将使违法成本依然停留在较低的层面，那些以追逐利益为惟一目标的冷血矿主，将不会引以为戒，他们有可能再次置矿工于险地，新的矿难将可能再次发生。

　　问责，法律绝不能缺位，不仅不能缺位，还应该由法律来唱主角，且必须对冷血的矿主和失职的监管人员依法严加惩处，才能达到惩戒作用。

　　事实上，许多矿难都是人祸而非天灾引起。比如此次的山西左云“5·18”矿难，据下井的矿工反映，早在出事前五六天，他们就发现井下有很严重的渗水现象。他们向队长反映后，队长向矿领导要求撤出人员。但是，“矿方坚持不让撤，并下令谁要不去就罚款100元，为了不被罚款，大伙都硬着头皮下去了，没有想到这一去就遭此大难。”

　　同样的细节在已往的矿难中也曾多次出现。在导致166人遇难的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中，据死里逃生的矿工介绍，当年11月22日，矿井就被发现有着火现象，矿工当即向矿有关领导汇报，矿领导却让继续生产。第二天，火越烧越大，一些工人提出不下井生产，矿上威胁说谁不下井就扣谁的全年奖金和当月工资，工人只好再次下井生产。几天后，矿难发生。

　　明知道有危险，不仅不采取补救措施，反而逼迫矿工从死亡边缘为他们挖煤，以换取利润，如此冷漠的态度，与故意杀人何异？这种恶劣的做法，倘若受不到法律的惩处，就难以令后来者引以为戒。事实上，明知非常危险，依然逼迫矿工下井作业的现象一再发生，就是法律问责不力的必然结果。

　　近年来，美国之所以鲜有重大矿难发生，就是由于其法律的健全和惩处的严厉，令矿主们心有余悸，不得不珍视工人的生命。比如，1977年美国通过的《联邦矿业安全与健康法案》明文规定，每个地下煤矿每年必须接受四次安全检查，露天煤矿则必须接受两次检查，矿主必须按照检查人员提出的建议改进安全措施，否则可能被罚款和判刑。除了经常检查，还有突袭检查。联邦检察员获得授权，在紧急情况下有权当场关闭矿场。矿工们有权随时要求联邦机构派员检查矿场状况。

　　法律的严厉问责，加大了违法的成本，使得矿主人人自危，从而将美国的矿难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现在，对于矿难的问责多以经济问责（罚款）和行政问责（记大过等）为主，在煤炭价格上升，利润逐日增多的情况下，这种问责在利益的天平上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只有法律的严厉问责，才能加大不法矿主及与之相勾结的官员的违法成本，使其不得不以矿工的生命为重，真正地重视安全生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矿难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