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黄彪 自然科学工作者，上海华经纳米超细技术应用研究所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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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逝，“5·19”行情至今已过去第七个年头了，围绕着当年这轮大牛市行情的前前后后，坊间始终有多种多样的说法。我是那份朱基总理批示的内参的当事人之一，有关这份内参的一些细节，今天可以从容说出来了。 我不是从事证券研究的，但对股市一直很关心，早在1991年就写过一篇“漫谈深圳股市”，发表在《特区画报》创刊号上。文章的要旨是希望通过新闻媒体，来促使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对股市的暴涨暴跌与社会的稳定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
1999年4月，我正在上海市经济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的岗位上。那时沪深两地股市已经历了近两年的连续下跌，市道极度低迷，投资人和上市公司自身都程度不同地对股市产生信心危机，市场弥漫着浓厚的悲观情绪。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如果处理不慎，激化了股民的不满情绪，很可能导致过激行为，从而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
正在我考虑以什么方式向国务院汇报并提出意见和建议时，恰好4月下旬，国家安全部的郭玉峰同志来院里调研，我便向他反映了我所掌握的情况。记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股市长期低迷，深沪股指下跌幅度过大，已较1997年香港回归时分别下跌2700和1000多点，不仅使上市公司的国有资产大幅度缩水，也使广大中小股民损失惨重，而券商也大都入不敷出，难以为继，这都将极大影响我国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二是广大股民认为这种局面是政策不当和监管不力造成的，亟需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来挽救股市，就像香港政府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动用外汇储备果断入市避免港股崩盘时做的那样。郭玉峰听后，当即表示将以内参形式向中央反映。
郭玉峰回到北京后没过几天， 5月4日，一期标题为“部分股民严重不满股市低迷情绪日趋激动”的《信息快报》，送达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政法委，引起了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朱基的高度重视，为此作了重要批示。之后，朱总理又专门就股市发展提出了八点意见，其中包括要求基金入市，允许国有企业申购新股、降低印花税，允许商业银行为证券公司融资等措施。
紧接着，中国证监会5月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向八大证券公司传达了朱基总理的八点意见，并研究了落实措施。第二天即5月19日，沪深股市大受鼓舞，大单资金蜂拥而入抢买股票，上证指数当天飙升4.64%，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就此开始，而“5·19”行情也成了牛市的代名词载入了中国证券发展的史册。
5月下旬，郭玉峰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带来了上报朱总理的那份内参的复印件。今天，它已是沪深股市发展历程上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