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高超群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史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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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存在于君王之中”，这是君主政体的一般特性，如同在民主国家里，国家存在于民众之中一样。然而在立国的时候，民众并不是指所有的人。比尔德的研究证实了美国的国父们不过是一群维护自己利益的商人和律师，而事实上在独立战争当中，北美的民众也并没有因为潘恩的鼓动而积极地为共和国的建立浴血战斗。不过，这群商人之所以成为不朽的国父，就在于他们并没有仅仅只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更没有将其等级化、永恒化。恰恰相反，他们把自己的特殊权利外化为全体人民的普遍权利，他们成功地把自己的基于平等的契约精神、宗教团体的自治精神推广为神圣的民主、自由的法律原则，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塑造为国家的普遍精神。这一点倒是马克思看得最为清楚。他们也因此超越了自己的阶级而成为国家的守护神。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充满信心地要求全体美国人民：让你们的地区和政治差异屈从于美国人这个共同的身份：将联邦政府看作代表了你们集体利益的盟友而不是敌人(若你们愿意，将联邦政府说成“我们”而不是“他们”。) 而在欧洲，企业家却远没有这样幸运，他们只不过在这样一出伟大的戏剧中充当了一群无足轻重的卑微配角。企业家作为“经济领导不可能像中世纪领主的军事领导那样，上升为国家的领导。相反，分类账和成本计算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和限制他们的发展。”熊彼特尖刻地挖苦他们：“一个业务办公室里的天才在办公室以外连对一个鹅喝声呸的胆子都没有———在宫廷接见室和在演讲台上同样胆小如鼠。他知道这点，他希望人们不来打扰他，他也不过问政治。”他认为：“没有某个非资产阶级集团的保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孤立无助，它不但不能领导国家，甚至不能照顾它的特殊的阶级利益，以上情况等于说，它需要一个主人。”于是，拿破仑最终应运而生，成为他们的主人，并且凭借手中的枪炮，扫除了欧洲的封建堡垒、野蛮的等级制度和没落的贵族。他的法典连同他的军事胜利，承认和保护了现代国家的基础———“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他作为征服者在耶拿城里耀武扬威的时候，黑格尔居然满怀崇拜地写道：“我看见拿破仑皇帝———这个世界精神———在巡视全城。这位伟大人物……骑着马，驰骋并主宰全世界，……见他一面实在令人心旷神怡。”
在我们的传统里，国家并不完全在这样的英雄之中。即便是建立了百代承继的秦政制、“振长策以御宇内，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秦始皇，也不过是“续六世之余烈”，是商鞅动员、武装了地主、自耕农的自然结果。如果抛开王朝的兴亡不论，我们的帝国是存在于士绅之中的。南宋以后，工商业的发达已经大大改变了帝国的体貌，但这种格局仍没有改变，赵宋王朝的家法就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当我们面临现代转型的时候，士绅，特别是那些具有现代意识的士绅的命运就与整个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了。众所周知，绅士一词的衍化道尽了大英帝国的奥秘：“每一世纪，这词所指的人的社会等级就更低一点。它最终和英国人一起传到美国。在美国，它被用来泛指所有公民。它的历史亦即民主的历史。”在日本，用新渡户稻造先生的话来说：“在王政复古的风暴和国民维新的旋风中掌握着我国船舵的大政治家们，就是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还有什么道德教诲的人民。”
然而在中国早期的现代转型中，士绅们虽然很踌躇犹豫，但一旦被列强的枪炮声惊醒，倒也毅然决然地开始兴办新式工业，实现转型。但他们却始终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也从未能等来自己的拿破仑。
从1840年以来，帝国的皇冠逐渐从君王的头上摔落，最终在泥土中粉碎。托克维尔曾经刻毒地揭示路易王朝的灭亡原因，他说：“当时的统治阶级，因自己的懒惰、自私和错误而失去统治者的能力和资格。”这个原因在中国同样适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领导者目击了皇冠沦落的全部过程，但他们却没有能接住这顶王冠。似乎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他们未能降服帝国的命运，帝国也始终没有真正驯服他们。百年之下，帝国的浮沉依然与他们的命运相互纠缠，耐人寻味、引人折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