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

　　如果真如媒体报道，国资委将通过拟议中的《国有资产法》对于国企行使股东权，而非管理权，那么，国资委的目前角色定位与行为模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国资委的全称“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会名不副实。

　　据称，该法将“调整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和监管体制”，形成“中央、省级、地区级三级出资人代理制度。届时，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将以特殊民商法主体参与企业的监管，行使股东权，而非管理权”。这里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确定国资委身份，二是划定中央与地方国资委的边界。

　　国资委一直在为正名而努力。2003年，设立国资委这一国务院特设机构的目的，按李荣融的说法，是“为了维护所有者权益，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督促企业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全民资产的托管人。

　　由于定义模糊，约束无力，按照权力的自我膨胀逻辑，国资委在经济生活中逐渐溢出边界，拥有出资人与监管者的双重权利；也由于全民产权的长期虚置状态和路径依赖，让国资委看上去越来越像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从国企宏观政策的制订，到央企管理人员的招聘、董事会的构成人员等等，均占据着主导权。国资委无坚不摧，其触角深入中国经济生活的每个地带。

　　有事实为证。国资委与其它行业监管者和市场主体不断进行拉锯战，前不久国资委在股改态度上的一波三折、对于石油行业无垄断的断言，如此种种，让人担心国资委对市场的理解十分偏颇———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不像全民财产的守护者，而是社会资源的争夺者。

　　国资委的大股东身份加盖了法律的大红印章之后，意味着国资委的出资人身份将通过法律的形式落地，其行为从目前侧重于行政管理，转向按照民商法律的规范行使股东职责。这是革命性的转变。

　　但转变并不轻松。坐实了大股东的身份之后，就能改变目前对国企管理、改制过程中以政策为主、法律法规为辅的现状吗？难道现在的国资委没有享受到大股东权利吗？事实上，他们所得到的比法律能给予的要多得多。

　　《国有资产法》落实国资委的大股东身份，可以给这匹在权力之路上的脱僵野马划定轨道，但要让其在轨道内前行，必须在边界上设立围栏，一在国资与市场之间；二在股东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当然，这需要《反垄断法》、《物权法》等相关配套法律多管齐下，才能收效。

　　给予权利的反面是加以限制，否则，所谓正名不过是掩耳盗铃之术———国有资产法将成为国资委另一道护身符。如果不加制约，国资委正名之后，依然可以继续以大基金公司、大投资公司、国企大老板、国企决策者等身份示人，参与市场决策、代替市场说话。虽然李荣融主任在参加某电视节目访谈时强调不愿当婆婆，但依目前国企兼并与国资委的势头，当不当婆婆恐怕不是李荣融一个人能够说了算的。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国资委不是应该成为一个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的中间驿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