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忠平 杨志宏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4月出版

　　□庞惊涛

　　一个企业集团兴盛时，提炼其成功模式的文章和专著眼下可以说林林总总，一个企业坍塌之后，客观理智地总结经验、分析得失的写实作品相比起来要少得多。《托普检讨》的写作过程就很不寻常。作者之一的杨志宏和我同年，晚我几个月进入托普。7年间，我们多半时间在一个部门，为宋如华和托普的形象宣传劳神耗力。那时候我们书生意气，常被宋如华批为“书呆子”。杨君早我一些日子离开托普。这本《托普检讨》，让他遭遇到了一大批甚至是一个很强大团队的集体压力———我认为，这是这本书应该被读者知道的一个背景。这样的压力，来自于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认定杨君的出书动机是没有得到直接利益后的“怨”和“仇”。坊间还有很多言论，则将出书的动机升华到了“职业经理人该为和不该为”的高度。

　　可以预料，这样的恩怨情仇势必在《托普检讨》出版后进入一个“TOP”（巅峰）。不过，我们关注的，却是一个共同的问题：谁该在托普之后，作出深刻的检讨和反思？

　　企业家：宽容或者狭隘？

　　宋如华出身草根，成长为一个企业家之后，早期还是颇具独特的魅力和个性：锐意进取、不怕吃苦、知人善任、待人宽厚随和。从一个高校教授转变而来的企业家，在早期的宋身上，不乏中国精英普遍具备的宽容和大度等品格。

　　或许正是因为苦寒出身，财富快速且轻易积聚起来之后，让宋拿捏不好财富与企业发展的微妙关系和分寸。他开始失衡，这样的转轨和失衡制约和决定了他的经营决策行为。

　　在资本市场上的频频得手，使他对老老实实靠产品和技术积累来支撑企业发展的做法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他认为利用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制度的不健全，快速地积聚财富才是一条终南捷径。有了这个指导思想，宋和他领导的托普在1998年后，走上了单纯靠资本积累快速壮大企业的不归之路。

　　宋如华开始显得狭隘、多疑，听不进不同意见，党同伐异。一些在古代官场中出现的斗争，在民营企业里上演，而员工和上级之间，再也没有创业初期的激情和单纯，围绕在宋身边的阿谀之辞也越来越露骨，一些高层明知宋的某些决策有误，也同声趋和，一个纯净的企业成为了一个为利益而来的名利场。

　　资本市场是无情的。它既能助宋，也能毁宋。宋除了要向中国资本市场作检讨外，他还应该向那些信赖过他和托普的社会各界作出检讨，当然，那些成百上千的因为托普解体后而无业的托普员工，也应该是宋需要作出检讨的对象。

　　宋的起落向中国无数的企业家们作出了一个示范：面对资本的诱人魔力和永恒的产品技术与市场，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职业经理人：屈从还是反对？

　　职业经理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相信不同的职业经理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对答。解读托普，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答案。那就是这样的职业经理人需要具备独立的思考和人格、不屈从于权威的压力，即使是面临解职的危险，也要坚持自己的判断，决不倾向于错误的意见和决策。

　　其实，宋的高管阵营里，并不缺乏具备这样潜质的人，可惜他们都被所谓“托普企业文化”同化了。他们惟一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利益。在《托普检讨》一书中，这样的高管真的是信手拈来。

　　也有真正的职业经理人，但他们在托普大都不得志。和宋同乡并几乎同年的李少青，在国际业务上，两人存在较大的分歧，后者选择的方式是离开；还有一位马女士，一个很有独立人格的女强人，她在托普的遭际更是令人感叹。

　　托普的失败，那些曾经自诩为职业经理人的托普高管们真的该好好作出一番检讨：屈从还是反对，真的是一个瞬间的选择那么简单。如果他们都能坚持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品格，今天的托普本不该是这样。

　　地方政府：

　　虚幻繁荣还是实在成绩？

　　托普发展十多年，在成都、上海乃至其他很多城市中，经历了至少三届政府的更替。

　　早期的托普，产业好、发展好，是地方政府手中的看家宝，备加爱惜，当然，各项政策和市场资源也在向托普倾斜。宋本人也明白，在中国办企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于是紧紧咬住政府，投其所好，以换得更多更好的资源。

　　和很多出了事的企业家一样，宋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急速追求企业虚幻的繁荣，为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好的样板，以谋取任期政绩。作为托普发展的见证人，地方政府侧面也助长了托普假大空的做法，并默认了一些违规行为。理由当然也很好找：民营企业发展难免有不规范的地方，应尽力支持，允许适当的错误。

　　正是有了这样的挡箭牌，宋和他身边忠实的追随者，才不断变着花样，给这样的地方政府创造着不同的政绩，而地方政府也在得到这些政绩的同时，默认托普的很多错误做法。这样的循环，在托普大旗所到之处，居然是屡试不爽，想起来都觉得很可怕。地方政府似乎在一夜之间，中了托普的魔障，即使是虚幻的繁荣，也是很好，甚至大家为了争取来这个宝贝，不惜以最具优势和竞争力的招商引资政策许诺，大家甚至以引不来托普为耻，以引来托普为荣。

　　你好我好大家好，虚幻的繁荣并不长久，在中国要求地方政府和官员们全面追求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今天，地方政府究竟是要虚幻的繁荣还是实在的成绩？地方政府理应在托普倒地这个教训中，作出合适的检讨和反思。

　　金融界：安全还是风险？

　　托普一度是一些银行眼中的3A级信誉企业，银行甚至一度以找到这样的战略合作伙伴而暗自高兴。然而，这样的信誉，在托普，简直比昙花一现还短暂。银行家们一面高呼要防范金融风险，规避贷款发放上的不理性和不规范行为，却一面仍然大量地给肌体已然不再健康的托普输送着成千万上亿元的资金。宋指挥下的金融资产部门，以数百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子公司、孙公司、重孙公司的反复担保，轻易地从银行手里贷走了一笔笔庞大的资金。

　　甚至，即使是在托普已经开始“耍赖”的情况下，银行家们还是抱着支持以收回贷款的单方面意愿，填补着托普深广的资金黑洞。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银行资金的回收，才能有望让这个信誉良好的企业，重新回到一个正常的信贷关系的轨道上。

　　于是，我们看到托普内部的金融家们，在全国各地屡出奇兵，屡有斩获，他们靠投资换市场这样屡试不爽的金融手段，支撑着托普之梦，支撑着一个行将倒地的企业作最后的挣扎。最终，银行家只能眼睁睁看着宋如华在美国用他夹杂着浓厚江浙腔的四川话骂他们一句：瓜货！

　　不能不佩服四川某银行行长在多年前作出的先见之判：托普这样的企业，不能轻易贷款给它。面对今日的残局，金融家们该作出如何的检讨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