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社会成员之间收入不平等问题是理论研究者和实际政策制定者都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一篇经典论文中，在对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观察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收入分配的“倒U型”假说，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初期收入差距会扩大，但是经济增长经过越过一定的阶段，收入差距会缩小。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

　　库兹涅茨 假说是否存在问题？经济学界对此长期争论不休。比如，1991年威廉姆森和林德的研究证实了库兹涅茨的这个假设；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的研究也表明，收入差距在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而在发达国家不断缩小。

　　尽管库兹涅茨假设得到了一部分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库兹涅茨的研究毕竟没有考虑到20世纪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步划的加快，更没有估计到这些变化对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影响。加尔布雷斯等人在2001年发表的文章中，对0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969年到1992年的吉尼系数数据进行了筛选，并对数据最完善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吉尼系数作了回归分析，得出了这一结论：越是经济增长后期，收入差距越是扩大。最近一位学者（Chulhee Lee）对美国1968-2000年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证实了此时期美国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的事实。之前及随后的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以英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自1970年代以来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即收入差距拉大是一个国际性话题和全球性问题，即便是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就着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和社会福利制度，但在当代依然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问题。

　　收入差距的发展程度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例如，到了后工业化或者信息时代，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加速趋势，尽管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会越来越大。由于信息技术发展加速了生产要素的流动，资金的流动更是转瞬间完成；信息技术支持下的资本市场不断完善，使知识能够迅速变现，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增加无法以年薪的增速来计算。在这一时期，人力资本而非家庭财富决定了收入的高低。信息时代对知识的特别青睐，导致主要依靠自身知识而获得收入的最高收入人群，与因人力资本不足而处于竞争不利地位的最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以更快的速度在扩大。

　　目前，我们还不能仅仅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角度解释清楚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因而，我们需要做好一个长期的心理准备，即伴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发展，收入差距的拉大可能还会日趋严重。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由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完善的公共政策体系对创造机会平等、改善收入分配关系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政府运用公共政策的各种法律手段和制度措施，为促进收入分配提供了完善和成熟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市场平等竞争，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真正实现按照要素贡献大小参与收入分配。而且，规范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从制度上可以最大限度地杜绝不合法收入的来源和机会。正是这种旨在提供公平竞争的公共政策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方面，十分有效地保证和促进了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差距拉大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反应。尽管存在如上文所说的美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但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发现：日益增大的收入差距并不影响美国人的“幸福感”，仅有10%左右的美国人感到不幸福，原因就在于机会的平等。

　　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公共政策的主要经济手段之一，税收手段和转移支付工具对调节收入不平等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比如，许多国家最近开始使用税收手段资助低技术水平的工人。美国始于1975年，在1986、1990和1993等年度推广。芬兰（1996），英国（1999），荷兰（2001），爱尔兰（2001）和比利时（2002）等国也相继开始采取这一政策。如收入所得税抵免制度，这是一种具有工作激励效应的福利制度。在工资收入较低时，福利收入以一定比例随着工资上升而上升，而当工资收入大于一定程度时，福利收入随着工资收入的上升以一定的比例下降，这样就有利于激励人们参加工作。转移支付是指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的无偿援助。绝大多数OECD国家的经验表明，税收和转移支付对于促进收入流动并降低收入不平等具有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另外，统一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可以有效地缓解收入不平等，促进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