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方 　　美国理工大学(NYIT)商学院副教授、终身教授，负责学校的中国MBA项目，兼任中美一些大公司顾问

　　这让我想起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她是一家总部在深圳的超市集团公司老总。她在澳大利亚的朋友要在香港买房，需要借个香港账户把钱汇过来，就请她帮忙。那时她儿子正在香港读书，请了个当地保姆照顾。为了图方便，她就借了那保姆的账户。岂料当她朋友把五十万美元汇过来后，那个保姆突然消失了……结果是她赔了这笔钱。“就算白干了一年吧，”她苦笑地说。

　　“可你为什么会如此信任那个保姆呢？”我不仅不解，甚至觉得难以置信。

　　“我看她是拜观音菩萨的，非常虔诚，就相信了她。”

　　在我看来，这便是中西文化的差别。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有问题，就靠抓思想教育、提高觉悟来解决。而西方的文化基础是基督教，它的核心是原罪论，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且因罪孽之深重，不是靠行善就能修成正果的———人的拯救是靠信上帝后所得到的赦免。

　　所以，西方人相信“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必须通过制度去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的分权和制衡，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力。在经济上也是如此。当公司的组织形式产生于西方，就发生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也出现了管理者渎职的可能。那是靠制度的设计去制约：公司的管理在职业经理，但他们又受制于全体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去监控高管阶层———所以，董事长的任务不是去管理，而是去管理那些管理的人，以防止他们滥用职权。

　　制度的科学性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一切都以时空为转移。那些当年为资本主义经济奠定基础的制度设计者们不会想到，他们的精心设计，在随后的发展演变中，却成了藏污纳垢的避难所。

　　早在1932年，伯勒和敏（Berle and Mean）就提出股权与管理权分离所带来的问题。莫森和道斯（Monsen and Downs）在1965年一文中更是明确谈到，随着公司规模的发展，股权越来越分散，为数众多的小股东拥有主要股权，可他们单个势单力薄，在股东大会表决中无足轻重，大多也就不去投票。这使得那些不拥有、或只有少量股份的高层管理，能通过代理表决权(Proxy Rights)而控制董事会和公司，那将导致他们权位的自我延续（Self-perpetuation）、公司经营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今天，企业的规模化是莫森和道斯时代远无法比拟的。比如，1965年财富100强公司的销售是美国GDP的24%，而2005年已近40%。随着股权的分散，以上提到的问题也就更是潜在危机了。据统计，S&P500的大公司中75%的董事长由总裁兼任，很多高管阶层也是董事会成员。而高管控制了董事会，独立董事则多半也就成了陪衬，董事会对管理的评估似乎变成了高管阶层的自我评估。在那种情况下，来自制度的制约作用就很小了。

　　再以上市公司的外部审计程序为例，这本是由董事会聘用公共会计公司完成，以确定公司财务报表反映真实状况。要保证这一程序的独立性，董事会就得真正代表股东利益、驾驭高层管理的。如果公司总裁亦是董事长，管理阶层控制着董事会，那么谁是买单的老板，审计公司到底是对谁负责呢？在揭露出来的施乐丑闻中，毕马威事务所也曾对账务处理提出过异议，但最终还是屈从于公司的压力，在做假的财务报表上签了字。

　　当制度的监控性开始失效时，公共审计的公正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于会计师的职业道德，这完全背离了西方文化的人心邪恶要通过制度来制约的基本理念，而且非常靠不住。你看，安然、施乐、环球电讯、冠群电脑、美国在线、凯玛特、世界通讯、所罗门美邦、美林证券……这些声名显赫的大公司不都先后陷入一系列丑闻中去了吗？而曾是公共会计行业皇冠明珠的“五大”中，安达信遭到灭顶之灾，毕马威、德勤、普华永道和安永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假账丑闻。

　　以这些公司丑闻的频繁性和广泛性，我们就不能单是指责当事人的个人品质，根源在制度。事发之后，西方社会除了追究了个人刑事责任外，最大的注意力还是在立法和法规的完善，积极推动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的改革，以强化董事会对管理阶层监控。

　　最后，再回到开始的议题，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我认为没有必要讨论，因为那是没有结果的。基于人心邪恶的假设，西方社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制度设计去制约，长久以来反而把人都管成了谦谦君子。美国人为什么如此在意个人信用？因为有全社会的个人信用体系，一旦有不良记录，以后贷款、买车、找工作，可以说寸步难行。如果说，邪恶之心人皆有之，没有必要制约，那连好人都会被“惯”坏，不仅会造成自己的损失，也害了对方，如以上那个保姆的例子。

　　中国从经济改革开始也出了不少问题，根本原因在过分强调扩大自主权、调动积极性，却忽视了监控。有效的管理体系不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是“信任，但要核查。”两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