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st but Verify(信任,但要核查)
[◎刘贤方] 2006-06-15 00:00

 

  ◎刘贤方

  美国理工大学(NYIT)商学院副教授、终身教授,负责学校的中国MBA项目,兼任中美一些大公司顾问

  那是1987年,在美苏中程核武器协议谈判时,里根旁敲侧击,对戈尔巴乔夫说,他最喜欢一句俄国谚语:“Trust, but verify(信任,但要核查)。”意思是,他相信苏联领导人的承诺,但还必须有个有效的验证机制。那时他大概没有预期这句话会成为英语世界的一句不朽格言。

  这让我想起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她是一家总部在深圳的超市集团公司老总。她在澳大利亚的朋友要在香港买房,需要借个香港账户把钱汇过来,就请她帮忙。那时她儿子正在香港读书,请了个当地保姆照顾。为了图方便,她就借了那保姆的账户。岂料当她朋友把五十万美元汇过来后,那个保姆突然消失了……结果是她赔了这笔钱。“就算白干了一年吧,”她苦笑地说。

  “可你为什么会如此信任那个保姆呢?”我不仅不解,甚至觉得难以置信。

  “我看她是拜观音菩萨的,非常虔诚,就相信了她。”

  在我看来,这便是中西文化的差别。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有问题,就靠抓思想教育、提高觉悟来解决。而西方的文化基础是基督教,它的核心是原罪论,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且因罪孽之深重,不是靠行善就能修成正果的———人的拯救是靠信上帝后所得到的赦免。

  所以,西方人相信“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必须通过制度去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的分权和制衡,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力。在经济上也是如此。当公司的组织形式产生于西方,就发生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也出现了管理者渎职的可能。那是靠制度的设计去制约:公司的管理在职业经理,但他们又受制于全体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去监控高管阶层———所以,董事长的任务不是去管理,而是去管理那些管理的人,以防止他们滥用职权。

  制度的科学性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一切都以时空为转移。那些当年为资本主义经济奠定基础的制度设计者们不会想到,他们的精心设计,在随后的发展演变中,却成了藏污纳垢的避难所。

  早在1932年,伯勒和敏(Berle and Mean)就提出股权与管理权分离所带来的问题。莫森和道斯(Monsen and Downs)在1965年一文中更是明确谈到,随着公司规模的发展,股权越来越分散,为数众多的小股东拥有主要股权,可他们单个势单力薄,在股东大会表决中无足轻重,大多也就不去投票。这使得那些不拥有、或只有少量股份的高层管理,能通过代理表决权(Proxy Rights)而控制董事会和公司,那将导致他们权位的自我延续(Self-perpetuation)、公司经营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今天,企业的规模化是莫森和道斯时代远无法比拟的。比如,1965年财富100强公司的销售是美国GDP的24%,而2005年已近40%。随着股权的分散,以上提到的问题也就更是潜在危机了。据统计,S&P500的大公司中75%的董事长由总裁兼任,很多高管阶层也是董事会成员。而高管控制了董事会,独立董事则多半也就成了陪衬,董事会对管理的评估似乎变成了高管阶层的自我评估。在那种情况下,来自制度的制约作用就很小了。

  再以上市公司的外部审计程序为例,这本是由董事会聘用公共会计公司完成,以确定公司财务报表反映真实状况。要保证这一程序的独立性,董事会就得真正代表股东利益、驾驭高层管理的。如果公司总裁亦是董事长,管理阶层控制着董事会,那么谁是买单的老板,审计公司到底是对谁负责呢?在揭露出来的施乐丑闻中,毕马威事务所也曾对账务处理提出过异议,但最终还是屈从于公司的压力,在做假的财务报表上签了字。

  当制度的监控性开始失效时,公共审计的公正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于会计师的职业道德,这完全背离了西方文化的人心邪恶要通过制度来制约的基本理念,而且非常靠不住。你看,安然、施乐、环球电讯、冠群电脑、美国在线、凯玛特、世界通讯、所罗门美邦、美林证券……这些声名显赫的大公司不都先后陷入一系列丑闻中去了吗?而曾是公共会计行业皇冠明珠的“五大”中,安达信遭到灭顶之灾,毕马威、德勤、普华永道和安永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假账丑闻。

  以这些公司丑闻的频繁性和广泛性,我们就不能单是指责当事人的个人品质,根源在制度。事发之后,西方社会除了追究了个人刑事责任外,最大的注意力还是在立法和法规的完善,积极推动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的改革,以强化董事会对管理阶层监控。

  最后,再回到开始的议题,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我认为没有必要讨论,因为那是没有结果的。基于人心邪恶的假设,西方社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制度设计去制约,长久以来反而把人都管成了谦谦君子。美国人为什么如此在意个人信用?因为有全社会的个人信用体系,一旦有不良记录,以后贷款、买车、找工作,可以说寸步难行。如果说,邪恶之心人皆有之,没有必要制约,那连好人都会被“惯”坏,不仅会造成自己的损失,也害了对方,如以上那个保姆的例子。

  中国从经济改革开始也出了不少问题,根本原因在过分强调扩大自主权、调动积极性,却忽视了监控。有效的管理体系不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是“信任,但要核查。”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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