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 　　◎何 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我在BBS上贴出了最近忙得应接不暇的行程：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会议转到另一个会议。有位学生看到后，忍不住发了个回帖：

　　“Krugman在 How I work 中说明了：他从事一些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虽然对理论研究有诸多干扰（除了在无聊的会议上花费时间等等，他认为最严重的在于动摇原来的价值观），但也有相当的回报（包括对现实问题的了解和其他方面的学术积累）。何老师的日程安排如此紧凑，在这方面肯定也有一些感想。如何处理———学术研究和政策路线———这两种看似相容又颇具矛盾的工作内容？其他非学术性或者准学术性的活动，是否占用了您太多时间？甚至对您的价值观是否产生过影响？”

　　我可不敢跟Krugman比。我之所以这样忙，主要还是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是有意志自由的，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你可以选择做一颗螺丝钉，也可以选择不做螺丝钉。但是，一旦你选择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就没有办法去选择螺丝钉运转的速度。我就是整个学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杂志要出版、学生要答辩、课题要交差、报纸的约稿已经到了截稿日期，一旦机器运转下来，你想停是停不下来的。

　　不过，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优化资源的配置还是可以做得到的。穷人最懂得节俭。时间不够用的人对如何利用时间也最有体会。海伦·凯勒说：“急事求忙人”，也是这个道理。不敢说我已经知道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时间，但是有些经验是通过试错法得到的，或许值得和朋友们交流。

　　先说收益最低的活动。我认为是接受国内媒体采访，以及接待投资银行介绍来的客户。说这话我颇费踌躇，因为我有很多媒体和投资银行界的朋友，且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但这靠的是友情的联系，而非公干，希望他们不会对我的狂妄生气。坦率地说，我对国内媒体比较失望。很多记者缺乏敬业精神，不认真做采访前的案头准备，而且似乎特别迷信专家。据我所知，国外的经济学家很少像中国的经济学家这样频繁地在媒体上露面。我在MIT访问的时候，看到一个教授在他的工作室外边贴出一张剪报，是当地的一家报纸在采访的时候引用了他的观点，只有一句话的篇幅，但这个老兄用鲜亮的麦克笔标注出来，以示重视。像Stiglitz这样有名的经济学家，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也无非和我这样的无名小辈在一个圆桌上发言，但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在早上发表首场演说并和比尔·盖茨同台对话。国内的记者朋友们应该立志在影响力方面超过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而不是随便打一个电话，问一两个无聊的问题应付采访任务。

　　由于中国经济越来越热，我时常会接待一些投资银行的客户。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一种光荣，是自己得到认可的象征，后来才忽然意识到，别人之所以采访我不是因为我比他们更出色，而是因为他们比我更聪明。采访是为了从别人那里得到知识和信息，接受采访是免费给别人提供知识和信息。好比中国经济，过去老是强调出口，不愿意进口，这是很愚蠢的，因为出口是别人在借用你的资源，进口是你要利用别人的资源。我们都要学习如何去采访，学会善于从别人那里得到信息。

　　那么，哪些是收益最大的活动？如果按照得到信息的多少来衡量，我比较喜欢那些政府部门针对性很强、很务实的工作会议。国外的学术会议也不一定都是信息量很大的，那些题目很具体的会议往往收获更大。除了看会议的主题，还要看参加会议的人，即使是会议的主题非常枯燥，但是如果在会下有很多交流，仍然可以从国外的同行和朋友那里得到很多新的观点和信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我听的几个专题报告会都了无新意，有趣的是，在那里可以见到各色人物：Google创始人、非洲某个国家财政部长、柬埔寨妇女运动领袖、突尼斯报纸主编等等。了解别人的世界，听听别人的看法，知道一些自己闻所未闻的东西，这是我最喜欢的。

　　哪些是我最难取舍的活动？如果是给EMBA或是给金融机构上课，经济收益可能更高，但是如果是给高校的学生开讲座，社会收益可能更高。那些能够支付高额学费的企业家和金融家实际上并没有多少需要从我这里学习的，但是他们领悟力很强，能够从学术的瓦砾中找到他们需要的闪光的东西。作为一个经济学教育者，给学生上课，尤其是给大学的新生上课，可能是边际收益最大的。我至今引以为自豪的是，几乎我每一次讲座都能够激发一部分学生对经济学的热爱。让更多这样的有热情、有理想的青年迷恋上经济学，经济学的进步就越快。当然，这类讲座的报酬是远远不能和商业演讲相比的。

　　我的朋友钟伟有一句名言：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人是可耻的。我深以为然。到目前为止，我仍然过着可耻的生活。忙不代表着成功，忙代表着我随波逐流和日益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