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江枰

　　广东省医师协会就《医师法》颁布实施七周年举行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目前“暴力索赔”作为医疗纠纷的极端解决方式已严重困扰医院，“可怕的是，现在暴力索赔已成了一种行业！”

　　所谓暴力索赔，顾名思义，就是以暴力手段达到维权目的，迫使医疗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暴力索赔是怎么成为一种新行业的呢？我认为，在医患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不能不承认，眼下， 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整体形象的确在下降。从居高不下的药价，到大药方、红包等不良行为，从见死不救的冷漠到转卖病人的无耻，医德的沦丧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醒目伤疤。这加剧了医患矛盾，华西医院等医疗机构甚至不得不为一些医生配置“贴身保镖”。

　　如果说“贴身保镖”是医患矛盾升级的一个阶段，那么，暴力索赔可以说是医患纠纷升级的一个阶段。关于暴力索赔，医疗机构与司法机关有着不同的认识。医疗机构认为，应当将暴力索赔视为犯罪行为，“如果在其他领域，这样的行为已构成了犯罪”，他们抱怨“在医疗领域，这样的行为连受到治安处罚的都很少”。

　　那么，公安机关为什么对医疗领域发生的暴力索赔行为网开一面呢？我国《刑法》设有“敲诈勒索罪”，如果将暴力索赔视为犯罪，公安机关应该严厉予以打击。而公安机关连治安处罚都很少，显然，他们对暴力索赔有表示理解的一面。

　　事实上，患者在医疗领域通过正常途径维权是非常困难的。按照现有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解决医疗纠纷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是协商解决，即医患之间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纠纷；第二是行政调节，即将纠纷提交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第三是司法诉讼。

　　先说第一种，由于在患者和医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医疗机构很容易推卸责任，他们常常不愿意接受患者的条件，为双方的“私了”造成了很大障碍。行政调节也比较困难，因为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机构的婆婆，两者在利益上的联系更为紧密，卫生行政部门很难一碗水端平，患者也很难对卫生行政部门产生信任。

　　而司法诉讼对患者而言也未必是最佳选择。其一，收集证据难。尽管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但患者必须掌握足够的证据才能提起诉讼并占据主动。但是，医院掌握着更详尽的证据，并且有机会篡改病历，患者常被置于不利地位。其二，鉴定的公正问题。负责医疗纠纷鉴定的机构，大多与医疗机构之间联系密切，难以保障鉴定的公正与客观。其三，维权赔偿低。目前，医疗事故赔偿标准既低于国家赔偿，也低于一般的民事赔偿。比如，造成患者残疾的，医疗机构仅需赔偿患者3年的当地平均生活费，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丧失劳动能力的要赔偿10至20倍的职工年平均工资。

　　综上，不难看出，医德的下降和正常途径维权难、维权成本高、获取赔偿低，是导致暴力索赔成为职业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也需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