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出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所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加紧建设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抓紧并持之以恒地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是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就短期而言，一国经济增长来源于既定制度框架下要素投入的增加；从较长时期看，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制度演进带动下的要素投入。所谓制度演进，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要素投入，既包括要素数量的增加，也包括要素质量的提高。要素质量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在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下生产效率的提高。科技进步也必须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为基础。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对经济总体的增长贡献由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三者组成，除了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会引起经济增长外，其他的经济增长都称作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反映了科技的进步和人员素质的提高。而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而不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一个在经济学文献中得到广泛认可的概念是，通过资本深化（资本/劳动力比重的提高）而获得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如通过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力增长而获得的同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资本深化会受到收益递减的制约并最终失去作用，而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却不会。

　　研究表明，拉美地区国家之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乏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拉美12国1981-2002年间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年度贡献率平均为0.28%，多数国家为负值。保罗·克鲁格曼根据东亚国家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来带动及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甚微，预言了东亚经济的不可持续性，不幸成为谶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保持在9%以上，物质投入或人均资本量的增加对GDP的增长起了主导作用，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研究表明，1978-2002 年，我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 2.7%，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29.4%。从阶段看，1991-2002 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3.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1.3%。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或者以劳动者素质提升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对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起飞和赶超至关重要。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史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样一个核心思想：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化增长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提高。

　　目前及较为长远的一个将来，资源瓶颈是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据统计，2004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核能、水力等）占世界总消费量的14%左右，是日本的3倍，1美元GDP能源消耗则是日本的8倍。中国要保持目前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仅从能源制约的角度看，也是不可能的。

　　当前，我国的物质资源紧缺和低效使用现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都迫使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中国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长期稳定增长转变的唯一途径。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将生产从资源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生产并不等同于资本密集型生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对作为第一资源的人才资源这一“知识资本”储存者的开发和利用。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曾经证明，知识资本的总存量每上升10%，总产出的增长超过10%，这就是收益递增规律。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众多的人口为人才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如何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才大国、如何培养和开发人才资源仍需做多方面的努力。比如，我们需要不断完善能够激励个人作出获取知识这一对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的决策的制度。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所强调的，要突出抓好以下几个重要环节。一是要努力建设有利于创新型科技人才生成的教育培养体系；二是要建立健全一套有针对性的育才、选才、用才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三是要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分配、流动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四是要进行开放式培养，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五是要营造鼓励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