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洛华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部副总经理 　　上海大学金融学副教授

　　我选择了厦门国贸，因为我发现这家公司业绩不错，成长稳定，管理严谨。但我查阅了这家公司的股东大会资料之后，又觉得这家公司的治理结构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们建立了有关管理人员收入和公司业绩相挂钩的激励机制，却并没有使公司的业绩体现为普通股民收益的自动保障机制。因此，我决定对今年的议案投反对票。但是我身在上海，不能前往厦门投票，而股东大会的议案是没有网上表决的。这也难不倒我，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厦门国贸的投资者关系办公室。

　　接电话的是一个姑娘，她以为我是来咨询股改方案如何投票的，告诉我可以委托其他人投票，委托函就在网上。在她的指点下，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网站上找到了该公司发布的委托投票函。结果却发现这份委托函是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而不是股东大会的。我只好再次麻烦这位姑娘，她再次指导我找到了本月更早的一份函，我打开文件之后，发现2005年度股东大会委托投票函上，赫然印着“2003”年的股东大会的字样。看来是重复使用多次，抑或是2003年以后根本就没有人来委托投票过?

　　我按照她的提示，把年份更正之后，委托她来投反对票，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犹豫，不过她还是答应接受委托，去股东大会为我投反对票。她再三问我为什么要投反对票，显然她希望能够和我沟通，试图说服我改变主意。我的答复也很干脆：这是我和上市公司之间的事情，您只需要提供我投票的便利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事情似乎很顺利，我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传真了委托函、身份证、股东资料之后。在委托函上我注明：对厦门国贸股东大会全部议案投反对票。我想这次我终于是实现了自己参与股改，参与公司治理的心愿了。岂料，就在股东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下午，我突然又接到他们的电话，通知我委托函必须是原件而不能是传真件。这下可难倒了我，一看表，已经将近下午5点了，就是用特快专递也来不及赶上明天早晨的股东大会了。我终于没有痛下决心，当晚飞往厦门去参加第二天一早的股东大会，因为已经来不及请假了。不难想象，我错过了的那场股东大会将对大股东提出的议案全票通过，对董事会的工作报告以热烈的掌声通过。大会的全部过程将会很顺利，没有哪怕是温和的反对声。

　　我也相信使我失去了行使投票权的原因并非上市公司有意刁难，这对于所有人来说，是一次有关改善公司治理的演习。我们的上市公司、机构投资人、普通股民，都还不太习惯于小股民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局面。因此，我们对于如何安排小股民投票的程序性问题是生疏的。小股民不知道如何去投票，上市公司也不积极提供投票的便利。就像长期不训练的消防队员一样，对于业务流程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大家似乎都默默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大股东为我们安排妥当一切，大股东决定公司未来发展的命运。我们的财富寄托于大股东，而不是公司管理层的身上。这是中国股市和外国股市始终存在的差异。

　　股权分置改革本意不是要补偿流通股东，也不是要把国有股抛向市场，而是要改善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股民应该作一个自我批评。许多人关心的是拿到更高的对价，而不是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可是，假如公司治理得不到改善，无论多么高的对价也只是一时的收益。上市公司仍然将被持有集中少数股权的相对大股东控制，他们可以继续高枕无忧地按照以前的方法去关联交易等等。他们之所以可以放心地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中小股民太漠视自己的权利，太关注股价本身了。

　　我国的中小股民是弱势群体，确实需要保护。与此同时，他们也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公司治理，这样才能尽快促使类似厦门国贸这样的上市公司改善业绩，改善对投资人的回报，改善公司的治理安排。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证监会推进“股权分置”改革的根本目的。

　　沪深股市经历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突出的任务就是解决公司治理的问题。希望我的这段经历能够帮助大家擦亮眼睛，选准投资对象，也要改掉不关心公司经营活动的老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