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在搜狐网聊天的轻松环境和脑力激荡，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向文波总算把话说圆：三一并未发出对徐工的收购要约，炮轰徐工并非因此前收购被拒“由爱生恨”，也并非害怕徐工投身外资后与三一形成竞争。

　　向文波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对是否考虑从二级市场收购徐工，尚未进行过认真考虑。但“一个在正常的资本市场上可以发生的事情，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也同样可以发生”。

　　“实际上我提出三一能否收购徐工，只是提出一个可供探讨的问题，是一种假设。如果把这个理解为三一要出价收购徐工，这是有偏差的。”向文波明确否认“对徐工提出收购要约”的理解。他认为，其博客上的言论要与其职业角色区分开来，博客的内容既然没有违反信息披露的原则，投资者据此指导其投资行为则失之简单。

　　“你们或许也理解，有想法而不说出来，是很痛苦的事情。”向文波说，“如果要真的收购徐工，我也没必要把关系搞得这么僵，我只是对外资并购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这次外资并购的企业又在我熟悉的领域中，所以我认为有责任讲讲自己的想法。当然，作为总裁，我说话同样也是负责任的，依据是我们之前就通过正式渠道提出参与徐工的改制。”

　　在否认了“由爱生恨”的感情因素后，向文波仍然提出了双方“恋爱”未果背后徐工“择偶”机制的显失公平：首先，三一彼时的出价并不是针对徐工85%股权而出；其次，商务谈判必然要求连续的叫价和出价过程，而徐工并未提供给三一这种机会；最后，徐工在与凯雷基本谈判完毕的时候，才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公示招标，形成了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缺乏诚意。“虽然法律上很难找到破绽……但如此封闭的交易过程，让外界很难对这起交易形成客观判断。”

　　向文波还同时否认了徐工投向外资后会对三一形成威胁的论调。“我们不是怕徐工。徐工主导产品我们做得不多，我们的主导产品徐工做得也不多。另外，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一家企业无论如何也没法逃避竞争。”

　　在向文波看来，三一与徐工的合作，则恰恰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

　　在如此否认了若干感情和道德上容易发生的问题后，向文波再次强调自己“忧国忧机制”的责任感：担心国家经济安全受影响，担心国企改制的机制不透明。前者连日来已被他说破了嘴皮。而对后者，向文波认为，借助炮轰凯雷收购徐工的机会，恰应对国企改制和国资转让所涉法律、法规重新树立，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完备的、可操作的规则体系。“一是国资出让的程序还不够细，容易导致信息不对称；二是只规定了转让价格不低于净资产的定价底线，对于溢价部分缺乏明晰规定；三是要确立优质资产必须引入竞争机制的原则，而这种竞争应该由市场来主导完成；四是对于一些影响国家安全的资产转移，应有相关机构进行调查，并借鉴国外经验，搞听证制度。”

　　向文波最后强调，国企改制的着力点，绝不应在“卖”上下功夫，而在于建立好的经理层激励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