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维江

　　1946年4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逝世。60年后的4月，一部评述凯恩斯生平的鸿篇巨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所著《凯恩斯传》中文版首次在北京发行。以“自然禀赋”论，斯基德尔斯基相对于凯恩斯传记的前几位作者———例如R.F.哈罗德和奥斯汀·罗宾逊———全无比较优势可言：非凯恩斯门生弟子，也非其同事故旧，甚至连经济学家都算不上。但正是这位需要自学经济学理论的人，写作计划一再扩展，积30年之功，写出了迄今最为翔实的《凯恩斯传》，并因此跻身“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列，还获得英国女王加封勋爵的殊荣。

　　为了取得凯恩斯私人文件掌管者的信任，斯基德尔斯基得额外花费数年的时间。而从书中的翔实材料记叙中，读者得以更为全面和客观地了解一个伟大人物的多个侧面，解读出那些或鲜为人知、或“为贤者讳”的关涉其事业和生活之密码背后的真相。

　　伟人是伟人堆里成长起来的

　　凯恩斯家学渊源。祖父约翰·凯恩斯担任过索而兹伯里的市长。父亲内维尔·凯恩斯供职于剑桥大学，是新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曾有过的两三个最好的学生之一”。儿时凯恩斯家中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马歇尔以外，剑桥的道德哲学教授塞吉维克、哲学家兼心理学家沃特、经济学家福克斯威尔固然是家中常客，剑桥以外的经济学家波纳、威克斯蒂德、吉芬和帕尔格雷夫也时为座上宾。这样的社交圈子的潜移默化之功是勿庸置疑的。

　　凯恩斯求学经历中自己加入或结成的小圈子也精英辈出。他以公费生身份进入显赫的“绅士摇篮”伊顿公学，并且还入选波普会。该会的年轻人“现在是暂时管理学校，因为他们预期或者说通常是预期将来要管理国家的”。中学毕业进入剑桥国王学院之后，又被秘密团体信使会吸纳为会员。在这个团体的会员名单中，有小说家E.M.福斯特，经济学家拉尔夫·豪特利，哲学家伯特兰·罗素、G.E.摩尔以及A.N.怀特海等。他还和一些朋友成立了信使会的延伸俱乐部，即著名的“布鲁斯贝利俱乐部”。

　　这样的小团体与我们大学校园中盛行的花两块钱工本费再加一张大头照就可以办会员卡、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的社团相去甚远。首先在会员甄选上就有天壤之别。凯恩斯担任秘书时，曾经因寻找合格的“胚胎”（新会员）而煞费苦心，那个时候老会员升学或高就，本科生中只剩下一个。并且会员系终身身份，老会员也常常参加活动，由此带来的会员之间的联系也通常为长期乃至终身的。至少凯恩斯与维特根斯坦的结交，就是若干年之后老会员罗素的介绍。

　　凯氏学习和研究的方法

　　要以报刊容许的篇幅来归纳凯恩斯学习和研究的法门，显然是不得已的挂一漏万之举，这里略谈三个。

　　首先，要有好的老师。按照凯恩斯自己的说法，“马歇尔一直缠着我要我成为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一如当年对其父内维尔的殷切期待。这个观点除了可以由马歇尔及其弟子庇古、凯恩斯的成就来说明外，同样可以由凯恩斯即其高弟卡恩、奥斯汀和琼·罗宾逊夫妇以及哈罗德的业绩来支撑。斯拉法、拉姆齐以及后来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显然也受惠于凯恩斯的学术俱乐部的福泽。

　　其次，理论学习不妨片面深刻。据说凯恩斯在经济学方面的阅读并不广泛，直到27岁才开始读亚当·斯密的著作，“在理论上只对很有限的一些问题有扎实的理解”。根据奥斯汀·罗宾逊的回忆，他“直至逝世以前，对于经济学领域中的若干部分”，“不能像在他完全独树一帜的那些部分那样功力深厚，游刃有余”。但反过来想，要是凯恩斯也如庇古般继承马歇尔的衣钵，恐怕他也无法开创宏观经济学的领域了吧。

　　第三，用写作来治疗思路迟钝。凯恩斯的座右铭是：力求每天写作三页。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始终不渝地遵守这个座右铭，因为凯恩斯自己说过，他最优秀的作品是以每天千字的速度写就的。然而他一再提倡的“思路迟钝最好以经常写作治疗”，却被很多人实践并加以验证。

　　兼世以达，独善则穷

　　凯恩斯可算是怀有以天下为己任，将自己视为社会的主人的处世态度的人的典型。不管是在印度事务部供职，还是为财政部出谋划策，或是一战后批评凡尔赛会议战胜方捞取赔偿的急功近利之姿，抑或是二战后参与布雷顿森林会议商议重建战后秩序，都充分表现出他对世事的热情和抱负。即便在私人投资方面，他也扮演着积极的决策者角色，而他负有财务管理责任的学院、保险公司、芭蕾舞协会等机构，在他的操办下也挣得盆满钵圆。

　　同是积极入世，凯恩斯与他的老师马歇尔乃至庇古等人也有重大区别。马歇尔重建的经济学科力图与开明的中产阶级的道德保持一致，所要面对和解决的也主要是工商企业主的问题。而庇古作为马歇尔的继承人，尽管从技术层面看对老师有重大超越，但从精神旨趣看，他对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是萧规曹随式的完美遵从。凯恩斯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他于马歇尔传统乃是一种“反叛”。

　　在我博士入学的面试中，导师提的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凯恩斯与他之前的经济学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记得我回答是，他探出了经济学中的另一只手，即斯密传统的“看不见之手”以外的政府管理那支“看得见之手”。导师未置可否。私下请教，导师说，他是第一位主动站在政府立场思考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家。这个见解在传记中得到了印证，至少按照奥斯汀的说法，23岁的凯恩斯在印度事务部就已经学会“从一个行政长官的角度来看经济学上的问题”。这比他本人系统地提出关于总产出和总就业的理论要早上整30年。

　　私人生活

　　本传对凯恩斯私生活多方面的挖掘，尤其是早年的同性恋经历，是西方书商们视为本书一大卖点的。实际上，凯恩斯本人对此也许并不如他的亲人故旧那样讳莫如深，这与他所成长的环境不无联系。早在伊顿公学时期，学生们就开始在同性恋中寻求正常和简单的人际交往，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灌输是，男人之间的爱要比男女之间的爱崇高。这样的理论至少可以上溯到苏格拉底。因此，凯恩斯自己在适当的时候甚至会乐意坦陈他的这些行为和立场，所以刻意保留了这方面的通信记录。

　　为了这本大传，斯基德尔斯搜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但这些一手材料与哈罗德等人的一手材料相比，材料处理人与材料本身之间缺乏气脉相通的情感联系，不那么鲜活。材料背后的故事，有的只能通过局外人的生活逻辑推演梗概，有的甚至连梗概也不那么完整。例如，关于凯恩斯之妻未能生育之事，就只有凯恩斯一封充满隐语的短札说明。不过换个角度看，较之踌躇于哪些地方需要“述而不作”的哈罗德等人，这恰是斯基德尔斯基作为长时段、远距离观察者，在处理材料上要坦率得多的优势所决定的。

　　虽然凯恩斯革命的影响早已不复开创之初的石破天惊之势，但他经济学革命性的成就为后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一路传承。直至今天，人们仍生活在他的影响之下。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各流派均对凯恩斯及其学说提出颇有洞见的批评。但依我陋见，富于启发性的卓绝见识，往往并非那些号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之知，却是那些备受争议、但在颠沛沉浮中长存不堕的毁誉参半之论。

　　《凯恩斯传》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