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大学教书的同学奚落我，你们忙来忙去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当时心里很不舒服，立刻反唇相讥，那你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评副教授，将来评教授，评博导吗？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名利地位？说你对专业有兴趣，你自己都不信！你的研究生做出的实验原始数据都真实吗？你的科研项目结果都对吗？都有现实意义吗？你去参加项目评审，你真明白人家的东西吗？还不是说两句好话，拿了评审费就完事儿？

　　唇枪舌剑一番之后，是沉默，是心情的沉重，只好喝闷酒，喝多了，就说起当年上大学时候的理想主义。

　　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是因为有大师，而不是因为有高楼大厦。现在呢，大学里的高楼大厦多了，可是大师几近绝迹。过去学堂里上课，黑板白粉笔，现在黑白颠倒了，白板黑笔。

　　那时候的大学校长很令人尊敬，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傅斯年……南开就是张伯苓的命，南开大学遭到日本飞机轰炸的时候，老先生对着天空咒骂，“南开，南开，你越难，我越开！”于是南开大学辗转数千里成了西南联大的一部分，而南开中学则开到了重庆！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即与善用军统中统的蒋委员长约法三章，特务、宪兵一律不准进台大。蔡元培先生高山仰止，更不必说了。

　　爱因斯坦曾把支票当作书签夹在书里，还拒绝接受以色列总统的桂冠，虽然这出于同胞们的殷切期望。爱因斯坦一生既不爱权，也不爱钱。所以，他和宇宙对话，与波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争论了一生，虽然最终也没有弄清楚“谁距离真理更近”。

　　作为学者，最高的追求目标是兴趣与责任，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兴趣，陈景润对歌德巴赫猜想的兴趣，还有朱熹平、曹怀东对庞加莱猜想的兴趣———庞氏猜想临门一脚的突破，说到底，还是源自朱、曹二人的兴趣；

　　还有责任，钱学森、邓稼先等两弹元勋们把责任看得高于一切，否则作为海归派的娃娃博士邓稼先不会从事故现场捧回放射性物质，因此死于白血病；华罗庚先生到基层去推广“优选法”，陈省身先生创立南开数学所，袁隆平蹲在田里搞杂交水稻，说到底，都是心中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什么是大师？能够抛开名利的才是大师。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圣人，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还是谋生的手段。

　　还是说说大伙儿都感兴趣的投资吧。我很崇拜巴菲特，为什么呢？不仅仅因为他世界巨富、投资巨擘的地位，更是因为他的事业心。

　　赚钱的还讲事业心？没错。试想，以老巴的财富早就可以富富裕裕地过几十辈子了，他为什么还要赚下去，把财富做到全世界冠亚军的位置上？

　　老巴说过这样的话，我对钱不感兴趣，我只是对赚钱感兴趣。没错，这就是巴菲特七八十岁还在赚钱的原因。让他痴迷的不是财富，而是看着财富增长。

　　《股民老张》里面唱过，“我来到这儿的动机并不算高尚，我起到的作用却是兴国安邦”。虽然客观上起到了兴国安邦的作用，但到证券市场上来的人毕竟都是为着赚钱来的。利，这个东西，绕不开，躲不过。

　　但如果过分痴迷于“利”，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与“利”字挂钩的几乎没有好话，因为过分痴迷于利，就会“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按《孙子兵法》上说，就会被对手“利而诱之”，“乱而取之”。

　　不是吗？是不是每次买进股票，都希望这只股票改变你的命运？是不是每次亏损之后都急着“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于是，就变成了输红了眼的赌徒，一发而不可收。

　　说来说去，这些也无可厚非，毕竟是人之常情。但是，对于有着“人之常情”的大多数人，赔钱的结果也就无可厚非。而极少数人之所以赚钱恰恰是因为跳出了“人之常情”。

　　做投资是为了赚钱，但对于自己来说，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只对钱感兴趣，更要对如何赚钱感兴趣。

　　与社会不同的是，证券市场给了大师级人物以丰厚的奖赏，真正的大师在投资这个领域是可以做到名利双收的。

　　而回到社会这个层次上说，话题就又变得沉重了。对芸芸众生而言，工作只是谋生的手段，谈责任、兴趣都有些远，但如果这个社会上不再有理想主义者，不再有大师，不再有精神贵族，如果所有的语言、标签、思想都成为攫取名利的工具，那会怎样呢？恐怕会不亡国而灭种。

　　马克斯·韦伯说过，一个民族或国家最可怕的就是经济主流阶层的市侩主义和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