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从2004年国企改革的争论开始，到去年围绕医疗和教育改革以及贫富分化等问题的争论，学界以及社会上对历时27年的改革的反思和争论不断升温，成为最近一段时间引人关注的话题。

　　笔者认为，争论的起因可以归为一点，即改革过程伴随着收益权分配（而非收益分配）不平等现象日益恶化：一部分人没有得到应得的，一部分人得到了不应得的。因此，对收益权分配的不满，便转移到了对改革的质疑上。形象地说，蛋糕在增 大，但一部分人所享用的那部分增速过快，以至于挤占了其他人所应得的那部分。关键是，决定谁有权享用更多蛋糕的制度本身，缺乏透明度和公平性。

　　从理论上讲，不同利益团体之间可以通过竞争的方式来达成某种共识，从而能创造出更多的收益，也就是说把蛋糕做大。但是，制度的选择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由某一权力集团（有时需要与其他集团共同瓜分）所决定的。因此，均衡的制度选择往往可能不是最大化所有人共享的蛋糕，而是最大化权利集团所享用的那块蛋糕。

　　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权力集团所享用的蛋糕份额增速过快，挤占了其他利益团体应得的份额。因而，如何抑制权力集团的收益增长速度过快，保证收益分配权制度的公允和透明，进而激励在有效产权保护下公民的投资（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积极性，应是解决问题的必经途径之一。

　　经济学中有一个科斯定理。大意是说，当不同的利益团体能够无成本地进行谈判时，他们可以能通过谈判将潜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比如，在农田受到工厂污染的情况下，农民可以付款给工厂以弥补工厂降低污染所带给工厂的损失。可以将此定理应用到制度的选择制定过程之中。有效的产权制度要求执政者能够可信地将他的权力让渡一部分，但根据科斯定理，权利集团也要求得到补偿。因此，从本质来说，规范政治和社会权力的制度本身需要以权利者让渡出的权力与留存权力之间寻求平衡为前提，这种平衡可以使权利者对未来自身收益的增长具有明确稳定的预期。

　　在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经济的激烈竞争导致政治竞争的加剧，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竞争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经济体内部，特别是不同经济体内部公民的相互影响，使得权利者必须对降低内部竞争和外部压力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因此，只有当权利者主动让渡一部分权力，以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政治权力的可持续性时，制度转型进程便随之而来。

　　制度转型或改革之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愈加艰难，实际上是因为存在一个谁来负担制度转型成本的问题。改革之初，投入较少的成本便可以获得较多的收益，成本即使不均摊，全部让权力弱势团体去承担，也不会遇到太大的反弹。但是，随着改革成本的日益增大，制度转型收益跨时期特征更加明显，即制度转型或改革的收益未必由改革成本承担者来享用，受益者可能会是下一代人或更远。而已有的成本分摊模式则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会产生不同的声音。这种状况下，不能只靠道德的规劝来鼓励公众积极主动地承担起目前成本分摊模式下每人应负担的部分，而必须做出让资源控制者来支付转型成本的制度选择，决不能让资源消费者或服务接受者来承担。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增加资源控制者的成本负担并不会在绝对量上减少其获得的收益，最多是其收益增长率或有下滑；二是资源控制者并不必然在任何场合下都是权力的掌控者，因此这种制度选择会得到权利掌握者的支持而变得易于操作。而且，资源控制者也需要衡量，如果长此下去，他们的控制权所带来的近似垄断利润将会不堪其所带给权力掌控者的重负而很快消失，他们也需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需要在短期暴利与长期稳定回报之间做出选择。

　　改革为什么这么难，难就难在选择。因此，我们需要：第一，改革的领导者必须能够在资源控制集团和广大社会民众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坚定改革的方向，增强改革的信心和力度，自然是明智的选择。第二，必须真正认识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中国的前途将要看中国的农民未来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这种生活方式能否让他们有足够的动力来支持中国的改革。我们认为，一定要让商业化的生活方式走入农村，但就目前而言，土地决不能私有化。因此，我们相信，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定会收到“扶正固本、标本兼治”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