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 　　谢延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5月出版

　　□徐瑾

　　文明与野蛮，从来都是一个问题。

　　早在19世纪，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里归纳出人类社会进化的三段模型：蒙昧———野蛮———文明，差不多同时期东方的福泽谕吉也于《文明论概略》中区分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个阶段。那么，文明与野蛮如何在蒙昧中分野的呢？人类文明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平等？为什么是欧洲人征服了世界，而不是相反？问这些问题的人大有人在，只不过句式语法不断变化而已。比如，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1972年在新几内亚时就被一个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土著朋友耶利问倒：“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把它运送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耶利的问题触及了人类现状的实质，实质是探询文明不平等的根源。戴蒙德教授当场语塞，但是他却一直没有放弃思考。时隔了20多年，贾雷德·戴蒙德写出了《枪炮、病菌与钢铁》来全面回答。贾雷德·戴蒙德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系，老本行是生理学，在新几内亚调查鸟类，但后来走上了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的道路———也就是研究地球生物分布、繁殖、被驯化和灭绝的地理学。在本书中，他通过对人类生存一万多年的全景考察，试图从地理学、生物学、病菌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角度解读“人类社会的命运” 的起伏。

　　以前围绕文明起源的理论林林总总，一种比较流行的答案是人种的不同造成了文明发展速度的不同，也就意味着某些人种高于其他人种，所以才安享先进文明。比如前些时候英国的林恩教授用调查数据证明东亚种族智商高，所以富裕和高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贾雷德·戴蒙德的立论方向则完全与人种学背道而驰，他认为答案存在于公元前11,000年冰河期结束的年代，是民族环境尤其是地理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决定了各大洲发展的不同。他甚至认为，如果一万年前，澳洲土著和现代欧洲人的祖先互换位置，那么现在澳洲土著可能不但占领了欧亚大陆，而且也占领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而现在的欧洲人可能已沦为澳大利亚一些零星分布的人口。

　　历史证明，农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冰河时代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族群都过着四处漂荡，朝不保夕的狩猎生活，而地理禀赋的不同让各地的农业发展有所不同。气候适宜，物种繁多，作物茂密的地区，农业较为发达，首先是让大部分人能够过着定居生活，加大了人群之间的交流沟通机会；其次农业生产带来的丰盛粮食则让某些人脱离生产劳动从事技术创新，因此农业奠定了组织、文字、政治以及技术等等文明基石，所以决定农业发达与否的因素就决定了文明的起源与进化。欧洲文明霸权建构的三大优势：钢铁，病菌，枪炮，无不与农业息息相关。

　　在欧洲人的征服史上，关于枪炮与钢铁的作用众所周知，而细菌的作用则是让人耳目一新。最为明显的例证在16世纪，在墨西哥，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交锋中，几百人的队伍居然战胜了几百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使白人取得决定胜利的不是传说的利用先进枪火对土著的屠杀，而是天花病毒。1618年，墨西哥大陆的2000万人因传染病锐减至160万，据说95%的原住民便是死于白人带来的天花和麻疹，而被直接白人杀死的土著只有5%左右。科学表示，传染疾病菌多从动物身上变异而来，先传染给人，然后才在人类群体中传播。由于欧洲农业历史悠久，家畜众多，在几千年来与病菌的频繁接触已经形成适应性；印第安人则不是，农业的欠发达让他们先天缺乏和家畜接触的经验，肌体很少遭遇此类病菌，也就全然没有免疫力，所以在天花面前溃不成军。由此可见，细菌的优势也间接来自农业。

　　农业是文明之母，但是早期农业的发展太多受限于各大陆先天地理环境。所以戴蒙德通过历史与数据证明四点因素决定了各大文明的竞争优劣：首先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其次影响大陆之内传播和迁移速度，第三点则是各大陆之间影响传播和迁移的速度，最后则是各大陆之间在面积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异。因为欧亚大陆在这四个方面明显高于其他大陆，所以农业最为发达，也为欧洲人扫荡世界铺平了道路———但是为什么不是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呢？所以，“耶利的问题”也可以换作中国人的版本：为什么在世界历史中长期占据领先地位的中华帝国却在最近几百年时间轰然让位于西方？为什么是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而不是中国人？

　　从戴蒙德在本书中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落后是令人诧异的。首先在农业上中国农业产生的时间几乎和新月沃地一样早，而且从华南到华北不同的作物物种都有分布，加上中国广阔的幅员和人口，使得它在农业诞生一万年之后还能进行高产的集约农业，而不像新月沃地那样因生态灾难而废弃。这些环境因素以及中国内部地理上的相对四通八达使得中国在初始获得有利条件，但是随着地理的统一在政治上表现为经常性的稳定，进而带来内部的集权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漠视。中国古代统治者一言可以兴邦，亦可亡国。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明朝郑和的西洋探索，在皇帝的一个决定下就被停止，而哥伦布则可以在分裂的欧洲找到不同的国王来支持他的冒险。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帝王一个偶然而不可逆转的决定就让本来在航海处于上风的中国走向衰退与封闭。

　　房龙认为，文明起源的问题最终是解决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思考。从某种象征角度来说，枪炮可以看作技术，钢铁则代表着资源，病菌在可以视为传播的隐喻。有了资源，必须利用技术才可以使用，而有了前两者之后如果没有传播，任何优势都可以走向停滞甚至反面。文明如水，流水不腐是自然之理，保守不变是文明难解之痒，没有传播带来外来的交流对话甚至冲突，任何文明会走向消亡。戴蒙德曾在他另一本书中论证说，人类与黑猩猩算是近亲，两者基因重合层度超过98%,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可算是第三类猩猩。在很大层度上，文明的诞生是一种偶然。而文明发迹之后的历史亦吹弹欲破，如果克娄帕特拉德鼻子短一点，8万印加人与西班牙人皮萨罗初会时带了武器，奥地利大公的车开得慢一点，行刺希特勒的公文包靠得再近10公分……回到原点，由环境差异而衍生的文明与野蛮，不过一纸之隔。戴蒙德的宏大论述体系揭示了文明进化本质暗合另一个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的玩笑话：“文明，不过是一件百衲衣。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印度、阿拉伯，什么地方的布条子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