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出兵侵略中国不久，又与美、英、缅、泰、东南亚诸国相继开战，资源贫乏的“大日本帝国”之所以敢四面出击，是因为军阀内阁打着“以战养战”的如意算盘，一旦占领了中国，就能够依靠中国的矿产资源和人力“以战养战”，支撑其太平洋战场、缅甸、印度支那的战争消耗。但中国在艰苦卓绝的军事抵抗的同时，也进行了坚韧不拔的经济抵抗。

　　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退却中，中国完成了大部分重工业的南迁。最典型的就是卢作孚领导的“宜昌大撤退”，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仅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就运送人员150余万，物资约100万吨，经三峡航道把最重要的工业企业运送到四川大后方，重新构成了抗战时期的工业命脉，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文物南迁，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和工作人员周折辗转，餐风露宿，汲汲惶惶，往往是火车刚走，轰炸的敌机就到了。我们不由感叹，若非这些爱国志士的努力，恐怕这些文物只能在异国的陈列馆里看到了。文物南迁保护的不仅是文物，更延续着“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民族精神。

　　抗战中最辉煌也是最悲壮的一幕是中国人力资源的自发南迁。据统计，八年抗战中，东北、华北50%的初级知识分子、60%的中级知识分子、70%的高级知识分子，百余所大学，从沦陷区迁出，奔向延安或大后方。在这个“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钢铁洪流中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大学———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合并而成，先设于长沙，再迁至昆明。历史证明：在九年的颠沛流离中，西南联大培育了中国最优秀的人才。

　　西南联大的师资阵容之强令人惊叹，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华罗庚、陈省身，量子力学大师吴大猷、王竹溪，化学家杨石先；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哲学家更是群星璀璨，陈寅恪、钱钟书、王力、朱自清、沈从文、张奚若、陈岱孙、潘光旦、钱端升、金岳霖、冯友兰、闻一多、熊十力、傅斯年、刘文典等，无一不是各学术领域执牛耳、开先河的人物！

　　学生呢？“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两弹一星”的元勋如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文学家马识途、语言学家朱德熙、哲学家汪子嵩、经济学家刘国光、作家汪曾祺等，最权威的数字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中出了近两百位两院院士。而这些人才显然构成了后来新中国建设的脊梁。

　　敌后战场的较量也不乏经济抵抗的战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第一次赋予了人民军队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意义，延安不仅有了自己的农业、畜牧业，还有了自己的抗日军政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鲁艺、兵工厂。

　　还有个有趣的事儿，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未能及时南下，遗憾之余便派自己的研究生到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去指导军民造地雷，后来这位身处虎穴的清华教授干脆放弃了南下，负责购买造地雷的原材料。人们只知道“叶企孙”物理学奖是中国物理学界的诺贝尔奖，却少有人知道，令鬼子胆战心惊的地雷战也有这老头儿的一份功劳呢。

　　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战赢得了盟国的尊敬与支持，罗斯福总统非常清楚，一旦驻守在中国的日军前往东南亚，将给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太平洋反攻带来多大的伤亡，为了支持中国拖住更多的日军，美国给了我们相当的物资支援。而为了将物资运到中国，美国的飞行英雄们开辟了世界航空史上最艰难、最危险、甚至是最匪夷所思的“驼峰航线”，飞机从喜马拉雅山的山谷穿行到中国，其艰难程度令人难以想象。大型运输机没有任何航空武器，一旦遇到日本战斗机只能干挨打。由于海拔太高，飞行员不得不在飞行中吸氧，即使没遇到敌人，也要时刻防备撞到山体上。美国空军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空运物资65万吨，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共计1579人。如今喜马拉雅山上空的飞机仍能看清楚“驼峰航线”，亮晶晶的飞机残片成了清清楚楚的航标。

　　战争既是军事的较量，也是经济的较量、人才的较量，侵略者强占了中国国土却不能拥有中国的重工业，强占了中国的资源，却没有得到中国的学者、商人、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当“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从沦陷区走向战场的时候，当“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时候，军国主义者“以战养战”的幻想也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

　　八年，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先辈们在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在前线、在后方，在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战场，都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与坚韧不拔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