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珑铭

　　据7月9日的《新京报》报道，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长安分局举行揭牌仪式，有药店举报该局要求辖区内的医院和药店缴纳“赞助费”，少则几百，多则上万。该局局长张公民承认收“赞助费”一事，但称缴款都是自愿的，“他们实在挡不住，不存在强制和摊派收费”。

　　权力部门以各种借口敛财的做法由来已久。湖南省桃源县一些工商所对工商户收“保护费”的做法，还曾一度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与强收“保护费” 相比，索取“赞助费”的做法要“高明”多了，因为它披了件“自愿”的外衣，不容易授人以柄，且能进退自如———倘若败露大不了将钱退还。因而，这种敛财模式成为一些权力部门的首选。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几乎所有“赞助”、“捐赠”行为，都发生在权力部门与权力所辖对象之间。在这中间，是一个无形的潜规则，即受制于权力的一方，除了屈服于权力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否则，他们可能遭到权力的报复。受制于权力一方的顺从，为权力部门敛财创造了条件。

　　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实质就是利用权力寻租，而为此埋单的，最终必然是公众，或者说，公众必然成为权力寻租的最终受害者。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许爱娥坦言：“药品主管部门少数官员腐败正是药品价格虚高的总源头。”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FDA仅受理了148种。药监局大肆受理新药申请，在促使部门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成为推动药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使全国人民深受其害。

　　西安市药监局向医院和药店索取“赞助费”，同样面临着严重后果。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在拿了赞助费之后，作为交换，药监局必然要在监督和管理工作中作出让步，如此，必然损害公众的利益。也正因为这一点，以权谋私的腐败更容易激起公愤，更容易成为引发突发事件的导火索。所以，世界法律健全国家，都严厉规范和监督权力。

　　一个掌握公权力的部门，一旦利用公权力谋私而不是为公众服务，必然背离公众的利益，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权力寻租的公开进行，反映出我们在制约和监督权力方面的不足之处。现在的问题是，不少权力部门都可以凭借权力达到牟取私利的目的，这说明权力缺少监督并非个别现象，因而，才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实践证明，只要严格执法，以权谋私行为是可以迅速得到遏制的。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事实上，由于涉嫌单位受贿罪，新疆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近日站到了被告席上，接受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这件案子开了中国司法界的先例，也为制约和监督权力提供了一个思路：以法监督权力乃是屡试不爽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