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安 　　北京多科德经济咨询公司首席研究员，经济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与就业、收入分配等。 　　杨宜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兼任中国劳动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就业促进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人口与就业、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政策研究。 　　邱晨曦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城市经济。 　　图一：历年基尼系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结果绘制 　　图二：历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绘制

　　收入分配差距是反映一个社会经济肌体质量、资源配置效益和社会公平公正与社会和谐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继今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后，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7月初，中央再次召开座谈会，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征求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

　　决策层的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拉开序幕。那么，此项改革将对中国社会未来经济发展走向，特别是中等收入阶层的造就产生哪些影响？对投资界来说，如何认识这种基本面上的重大调整，并做相应的策略应对，这些都是值得一议的话题。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已连续多年呈不断扩大态势，对社会和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已造成明显阻碍，这是新一轮制度改革的关键因素

　　主持人：各位好。今天我们来谈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我们知道，近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总体上虽然呈增长态势，但在总量增长的同时，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而且呈加大趋势。这不是件好事。现在想问各位的是，对本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你们怎么看？

　　杨宜勇：这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是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并且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

　　伴随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收入渠道的多元化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格局的多样化，带来了经济利益在不同群体间的重新调整和社会收入分层的加剧。

　　居民收入差距在城乡、行业、地区之间的扩大，已经是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时期社会经济领域的焦点问题。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而我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特别是中国的城乡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并且呈不断增大的趋势。

　　李长安：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分配方面，也体现在收入分配的结构方面。除了上面杨老师提到的城乡差距外，还有地区差距、行业差距、职业差距等。

　　比如地区差距，从经济总量看，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从1980年的50%提高到了目前的60%左右，而中、西部地区分别由30%和20%下降为24.5%和16.5%。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GDP的相对差距进一步扩大,分别由1980年的1倍多扩大为目前的2倍多。

　　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也有较大的差别。不同的职业岗位，所得到的报酬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在企业中，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则十分明显。

　　邱晨曦：除了基尼系数外，恩格尔系数也是国际上经常使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从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统计数字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十五”初期的38.2%和47.7%下降到2005年的36.7%和45.5%，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虽然有所减缓。但是，城乡之间的绝对差距依然在扩大。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对社会和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已造成明显阻碍，对经济的良性运行也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因此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种需求所致，是对经济基本面的重要调整。

　　二、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与缺少一个稳定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有很大关系。在中等收入人群不占主体的社会结构中，收入差距很容易被放大

　　主持人：对收入分配扩大的事实，现在人们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那么原因何在呢？比如，目前大家议论比较多的有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还有中等收入人群问题等等。对此，你们怎么看？

　　杨宜勇：我认为，造成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是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严重失衡。目前工资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下降到75%以下，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由“六五”的15%下降到“十五”的12%。这是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必然结果。

　　其次是市场机制不完善，或者说市场机制发挥正常作用的环境条件不具备。其中一个主要的难题是对国有垄断行业收入的调节。“十五”以来，国有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速显著快于各行业平均水平，工资以外的福利水平更是令一般行业望尘莫及。

　　实际上，国有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的收入差距与它们之间经济效益、劳动强度以及劳动复杂程度的差距关联性较低，收入差距既脱离了按劳分配原则，又脱离了效率优先原则。收入水平与垄断地位、与国有资产控制能力成正比。

　　最后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没有到位。教育是公共服务最重要的内容，不仅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最主要途径，而且还承担着缩小未来收入差距的职能，与未来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休戚相关。但我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长期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公共服务分配形势比较严峻的还有医疗保障。医疗保障直接关系到低收入群体未来的收入。

　　在广大农村地区，有大量因治病而致贫返贫的农民。引起了全社会对农村公共卫生的关注。除农村地区以外，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障、尤其是大额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还比较低，制约了城镇内部分配的公平化。

　　李长安：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与缺少一个稳定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有很大关系。在中等收入群体人数不占主体的社会结构中，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容易被放大。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测算，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正以每年1%的比重增长。1999年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5%，2003年达到19%。预计到2020年，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将有望达到40%左右，社会结构也将实现由“金字塔型”到“橄榄型”的跨越。

　　相比之下，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形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收入分配格局。比如目前瑞典中产阶级的比重占55%(主观认同率高达80%)，而在美国，人均年收入从3万美元到100万美元的群体都是“中产阶级”，占全社会人口的90%。

　　公务员队伍历来是构成一个社会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成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公务员收入水平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收入构成的不合理、地区职业差距较大等问题，使得公务员收入水平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很不协调，不仅制约了他们的消费能力提高，也诱发了不少的贪污腐败现象。这也是此次中央将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作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突破口”的重要原因。

　　三、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仅仅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收入加以改革，以及对一些弱势群体的抚恤与补助加以调整是远远不够的，政府还应该致力于创造一个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公平竞争的体制与环境

　　主持人：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人们开出了各种各样的“药方”。但普遍的一个观点是：政府应该在其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你们认为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努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呢？

　　杨宜勇：是的，政府在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具体来说，政府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一是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 。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切实保障他们的收入。首先是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其次是适当提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再次是增加离退休金的水平。

　　二是稳步促进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在短期内，规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保证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主体地位是稳步促进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的重要途径。

　　三是在教育和医疗改革中更加注重公平。教育是影响未来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只有促进教育机会的公平，才能使未来的收入分配更趋合理。

　　四是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财政转移支付的着力点还应放在城乡间和区域间。

　　五是加强税收调节的力度。对过高收入的调节，除了运用个人所得税外，还要借鉴国外经验，尽早开征遗产赠予税、物业税、特别消费税等进行调节。

　　李长安：从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了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和完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完善机关工人工资制度，适当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城市低保对象补助水平等多个方面。

　　因此，解决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就必须给予弱势群体公平的社会权利，这主要包括公平的受教育权利、公平的就业权利、公平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公平的知情权利。

　　邱晨曦：尽管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在不同的方面都表现为日益拉大的态势，但“重症”并不等于“绝症”，要想对症下药就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并对其进行全面的观测和调研；要认清目前很多人谈到的社会公平问题并不等于贫富差距问题，社会公平所包涵的内容应该更为丰富，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要认识到缩小贫富差距绝对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件要求总体配套、适时实施社会发展战略。

　　要解决目前我国由于历史的和客观的现实原因所导致的贫富差距问题，就必须遵循“整体渐进、重点突破”的原则，在讲求机会公平的前提下，对现实中的相关矛盾和问题注意加以处理，将重点放在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和其素质的提升上，构造社会整体和谐的新环境，用真正的利益获得来克服这一群体对贫富差距问题存在的各种质疑。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要“两手”齐下

　　□ 李长安

　　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启动。对于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状况，不仅国内上下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不少国际机构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警示。事实上，尽快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是“十一五”期间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我们认为，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须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实行“两手”齐下的策略，即灵活利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努力实现收入分配的动态均衡。

　　首先，政府对收入分配调节的重点应定位在制度建设方面。这主要包括三大职能：

　　一是要建立完善、公平的公共资源分配体系，让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公共资源占有权。公共资源最大的特点就是分配的共享性。在诸多的公共资源中，教育和医疗对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影响巨大。经济学实证研究已经证明，由教育和健康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不仅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也是劳动者获得报酬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公共资源的分配在城乡之间、职业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失衡的问题，这也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制度性原因。因此，政府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上一定要以公平作为首要原则，这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先决条件。

　　二是要建立合理的税收调节机制。用税收手段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税务部门对纳税人具有充分的信息。因此，建立健全社会征信系统势在必行。

　　三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加大对低收入者实行转移支付的力度。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制仍存在着“重城市，轻乡村”、“重国有经济、轻私营个体经济”的格局，难以覆盖全体城乡居民。有关研究证明，社会保障收入的不均衡是促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为此，“十一五”期间应按照权利和义务相统一、效率与公平相兼顾、改革和过渡相衔接的原则，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起符合新经济体制要求的、覆盖全体公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并考虑开征社会保障税。

　　其次，在注重发挥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同时，也应该强调用市场机制进行收入分配调节的重要意义。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在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报酬取决于他的“边际生产力”，也就是说取决于他的贡献大小。由于个人的禀赋不同，贡献大小不同，因而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市场机制由此也就被认为是偏重于效率。但是，应该看到，完善的市场机制最强调的是机会的均等，是机会均等条件下的竞争。尽管这种竞争的结果会形成收入差距的存在，但只要辅之以政府的干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情况就能有效地避免。

　　在我国，发挥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首先就要求打破垄断。实证研究证明，垄断同样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一些垄断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成为其职工提高收入的基础。实际上，这些垄断行业所形成的高效益都是靠非市场、非劳动因素所获得的。如石油上涨、通话费上涨、邮资上涨、煤气上涨、国家指定出版社出版的热销书等，这些非市场因素所带来的高效益并非是劳动效率的提高所为，而是由其垄断地位带来的。但是，这些超额利润并没有上缴国家财政或转为国有资本金，而是直接或变相地转化为职工收入或福利，从而造成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让人欣喜的是，目前有关部门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开始把垄断行业中“群众反映集中、又易于操作的”的行业作为政府监管的重点，以期找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除此以外，市场机制调节还要求打破劳动者身份界限，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又一重要根源。消除劳动者的身份隔阂，对提高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进而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具有十分积极而又重要的意义。

　　■看点

　　●伴随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收入渠道的多元化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格局的多样化，带来了经济利益在不同群体间的重新调整和社会收入分层的加剧。我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特别是中国的城乡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除了基尼系数外，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反映了城乡之间的绝对差距依然在扩大。

　　居民收入差距在城乡、行业、地区之间的扩大，已经是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时期社会经济领域的焦点问题。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分配方面，也体现在收入分配的结构方面。除了城乡差距外，还有地区差距、行业差距、职业差距等。

　　●造成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是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严重失衡。其次是市场机制不完善，或者说市场机制发挥正常作用的环境条件不具备。最后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没有到位。

　　●政府在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具体来说，政府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一是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二是稳步促进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三是在教育和医疗改革中更加注重公平。四是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五是加强税收调节的力度。

　　●要解决目前我国由于历史的和客观的现实原因所导致的贫富差距问题，就必须遵循“整体渐进、重点突破”的原则，在讲求机会公平的前提下，对现实中的相关矛盾和问题注意加以处理，将重点放在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和其素质的提升上，构造社会整体和谐的新环境，用真正的利益获得来克服这一群体对贫富差距问题存在的各种质疑。

　　■编余

　　据参与本次对话的两位研究者提供的资料，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连续多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实在让人忧虑。尽管对基尼系数以及这个数据在中国的计算，有一些统计方面的专业人士也有不同看法，但收入分配差距在趋向扩大，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仅会造成消费、储蓄、投资等相关各经济环节的失衡、歪曲需求结构、放大经济波动幅度，而且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管理成本上升，居民幸福感、安全感下降，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趋坏。

　　因此，在中国社会向新的可持续发展阶段迈进的时候，这个多年来由于我们采用非均衡发展策略推进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就变得异常触目，需要采取果敢措施加以解决了。

　　而造就中等收入阶层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又是一个有多重含义的大话题。这些基本面上的关键因素，将会以怎样的方式传导到投资市场，则需要投资界做更深入的研究了。

　　———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