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将在莫斯科等待G8首脑 本报传真图

　　20世纪70年代初，在第一次石油危机重创西方国家经济后，在法国倡议下，1975年11月，美、日、英、法、德、意六大工业国成立了六国集团，此后，加拿大在次年加入，七国集团(简称G7)就此诞生。1997年俄罗斯的加入使得G7转变为G8。

　　2003年6月，G8在法国的埃维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希拉克总统的邀请，出席了八国集团在峰会前与11个发展中国家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2004年6月，八国峰会在美国乔治亚洲的锡尔岛举行，但此次布什没有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2005年7月，胡锦涛主席应邀出席了G8与中国等5个发展中大国领导人举行的南北领导人对话会。2006年7月15至17日，胡锦涛将应邀出席在圣彼得堡举行的G8同发展中国家对话会议。(朱周良)

　　七国集团更应拉拢欧佩克

　　□本报记者 朱周良

　　时隔30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创立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七国集团也不得不考虑接纳更多新成员的现实问题。

　　经济全球影响力日盛的中国在G7考虑之列，自然不必多说。但除此之外，G7似乎更应该把视线投向产油国。

　　想当初，正是在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阵痛”之后，美、日、英、法、德、意等六大工业国才在1975年一致同意建立G6。后来，随着加拿大以及俄罗斯的先后加入，G8便应运而生。

　　如今的经济形势跟当初显然不同，但有一点却惊人地相似，那就是火热的油价。上周，纽约商交所基准原油期货再度刷新历史纪录，突破75美元。

　　“除俄罗斯之外，G8成员国基本都是能源需求国，”上海交大的沈思玮副教授表示。因此，“拉拢”欧佩克中的原油供应国，对于G8这样的能源消耗大户显得尤为迫切。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高油价给各大石油出产国带来的巨额石油美元，也正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点美国财政部在最新的报告中也注意到了。

　　前世界银行官员、现供职于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林恩和布拉德福德日前就建议，G7未来应该将其成员数目扩大到19至20个。这其中自然包括中国、印度以及巴西等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欧佩克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亚洲产油大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拉美主要石油出口国墨西哥等“油国”也赫然在列。

　　□本报记者 朱周良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本周末将再度应邀出访，参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八国集团(G8)同发展中国家对话会议。与此同时，在上周五，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份报告，首次提议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加入西方七国集团(G7)。一时间，中国加入G7集团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经济影响力使然

　　在7日发布的这份名为《G7的进化与经济政策协调》报告中，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办公室的专家指出，中国对于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力是巨大而不可否认的，而诸如印度和巴西等快速发展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因如此，G7近年来才频频邀请该组织以外的国家出席首脑圆桌会议。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圆桌’到底应该大到什么地步，还应该邀请些什么人，以使G7能取得更有意义的成绩，”报告指出，“有必要向G7以外的重要经济体开放。”

　　此前，尽管包括日本、法国以及德国等G7成员表达了希望中国加入的意愿，但美国一直对此并不是很热心，甚至有意要划清G7与中国的界线。

　　“将中国排除在外，作为国际经济协调机构的G7或是G8显然是缺乏含金量的，”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沈思玮表示。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也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对加入G7的标准似乎有所松动。

　　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显示，在1985年至2005年期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7成员国占全球GDP的比重，由48.9％下降至41.9％，而同期中国、印度和韩国共同占全球GDP的比重则上升了13个百分点。

　　王勇表示，以往美国为加入G7设置了两个“门槛”，一是要市场经济国家，二是要支持并推行美国所倡导的所谓西方民主政治。而现在看来，美国也开始逐步接受中国提出的“发展模式多元化”的倡议。

　　是“馅饼”还是“陷阱”

　　对于美国态度的改变，有关专家指出，G7的政治色彩仍相当浓厚，在加入这些组织的同时，中国除了获得西方国家眼中的所谓“特权”，还可能被要求承担更多的不合理义务。因此，对于加入G7，中国需要权衡利弊，循序渐进。

　　“加入G8不一定意味着国际地位提升，反倒可能带来更多麻烦，”上海交大的沈思玮表示。

　　譬如俄罗斯，在加入G7后，美国便对其从人权问题、能源政策以及市场开放等一系列问题上频频施压。本周末俄罗斯首次作为主席国承办G8峰会，外界也普遍预测，美国会在上述问题上对俄施加更大压力，并可能与俄罗斯的入世问题挂钩。

　　“(在加入G7的问题上)中国更应当‘无为而治’，”沈思玮表示，“在G7的政治意味依然很浓的情况下，我们未必要急于加入。”

　　值得关注的是，在上述报告中，美国财政部还首次提出了“启动‘第二个广场协议’”的说法，对此沈思玮认为，当初日本正是因为初来乍到，才不幸沦为广场协议的最大牺牲者，中国应从中汲取教训。

　　北京大学的王勇则认为，相比以往，G7的政治色彩已有所淡化，因此从提高自身影响力的角度来看，中国“有必要”加入这样的组织。但他也提醒说，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必须权衡相应的权力和义务。

　　“如果要加入，中国最好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王勇表示，否则可能因为势单力薄受人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