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研究生 专栏作者

　　也就在今年，国内第一本系统深入研究《道德情操论》的专著———罗卫东博士的《情感 秩序 美德》正式出版。虽然过去市面上已经有好几种《道德情操论》的译本，但在翻译和认识上各有不少问题，很难帮助我们重塑斯密。国际上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掀起一股“复兴斯密”的思潮，现在也该是我们中国人重新认识斯密的时候了吧。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奠定了200多年来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蕴涵了劳动分工和自由市场竞争的观念，这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自称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多半来自斯密和李嘉图。后来写出大书的马歇尔等经济学家也都高度赞扬斯密。到了19世纪末，经济史家坎南一手策划了“斯密升级运动”。他编辑整理了斯密的遗稿，校注了《国富论》等书，斯密现代经济学创始人的地位由此确立。

　　在中国，严复翻译的《原富》（即《国富论》），是近代第一本中国人翻译的西方经济学名著。由于严复的译笔好，名气大，这本并不准确的《原富》对“五四”一代以及后来的学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人第一个认识的大经济学家就是斯密，后来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斯密的真实形象。

　　可西方人也并不总是这样看待斯密的。虽然经济学者多年来只把他限定于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谱系上，芝加哥学派把他看成自由主义先驱而赞扬，欧陆学派从反面批评他的自由主义。但几十年前就有人注意到斯密被扭曲的形象了。哈佛大学的熊彼特在遗著《经济分析史》里就提出，斯密不应该算作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而应该看作法国重农主义的余波。在斯密那里，经济学并没有清晰地从道德哲学里脱离出来。后人所谓的自由主义先驱，只是抓住斯密只言片语无限夸大的结果罢了。

　　应该说熊彼特的看法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直到最近这些年大家重新研究整理斯密时，才想起熊彼特几十年前的谈话。

　　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要比《国富论》早17年，而且一生修订多达6次，可见对其重视程度。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斯密其实是想写作“三部曲”的，全称应该叫做“想象的三部曲”。第一部是《道德情操论》，第二部是《国富论》，第三部也许应该叫做《法律与政府》，但斯密从来没有写完。或许已经写完，但他在去世之前当着朋友的面焚毁了手稿，故而我们现在无从猜测。

　　但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这三部曲是围绕想象力，围绕着道德哲学而展开的。斯密在他一本极少被人提起的《天文学讲义》里就高度赞扬了牛顿的力学，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地组合起来，有条不紊地运行着。这不仅是天体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规律。

　　《道德情操论》的关键词只有一个“同情”，这是社会道德的基础。不是自私，不是恐惧，也不是爱，而是同情。其他这些情感都不能必然地包含同情，比如你可以爱一个人而并不同情。但如果缺乏同情，整个社会就缺乏交流的基础了。你不会爱这世界上绝大多数陌生人，那么人与人之间如何交流呢？

　　只有同情。而这种同情必须通过想象力来实现。你没有直接体会到陌生人的欢乐和痛苦，但你却可以通过想象力，通过自身的经验与对方的感受相通，从而达成交流。斯密特别引入了一种虚拟身份“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每个人可以想象通过这样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来观察别人，这个旁观者知道一切又毫无私心，喜别人所喜，忧别人所忧。虽然它并不必然地引导我们帮助弱小、惩罚罪恶，但会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别人和我们自身是一样的，都生活在这个社会，都是真正的兄弟姐妹。

　　如果说《国富论》处理的是我们内部问题的话，《道德情操论》处理的就是“我们与邻人”关系问题，那是更广泛、更本质的问题。前者的核心是“看不见的手”，后者的核心是“公正的旁观者”，都只是依靠我们想象力构建出来的概念。

　　我最后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它们的关系。我们喝一杯酒，自己收获了效用，别人收获了财富（比如酿酒师）；我们给别人喝一杯酒，别人收获了效用，我们自己收获了同情。前者在《国富论》里讨论，后者在《道德情操论》里研究，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