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平座,中国人民银行博士后，现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主要研究方向是价值理论、金融理论与实践。对价值理论，特别是自然主义价值论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这一理论被有效地运用于对中国经济金融实践的分析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各类文章100余万字。著有《金融监管学》、《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争鸣》、《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原理》等著作。

　　尽管过去25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但目前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可能会降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例如，由于中国是一个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增长要快得多的国家，中国出口产品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需求的增长速度，同时它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增长也超过了全球供给的增长速度。随着中国经济所占全球经济比重进一步增加，这种趋势将越来越明显，中国在主要的出口市场上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政策，也面临了贸易条件恶化的威胁。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相对于可积累的要素如实物和人力资本而言，一些固定的生产要素如土地、水、自然资源、干净的空气变得越来越稀缺。如果无法解决经济中内外部失衡，势必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这表明，当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时，各种矛盾和问题已变得愈加复杂，出现了过去不曾遇到的诸多挑战。其中，有些挑战如继续推进改革、实现经济现代化、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仍然是突出的问题，而且这些挑战还将始终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长期存在。另外一些挑战如不断恶化的内外部失衡、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环境污染和地区间的不平衡等，恰恰是改革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所引起的，或是说这种发展战略加剧了这些失衡或不公等矛盾。

　　但是，由于转轨经济国家的经济制度与经济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市场失衡与市场局限性使得人们难以看透很多问题。另外，经济全球化导致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和虚拟经济的影响使得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也难以准确把握。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突破了以往经济分析的范畴。所以，我们需要综合而协调地解决这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必须同时解决，但有些改革却需要考虑其次序。在不断变动的环境中管理经济增长需要高超的技巧和不拘一格的政策。

　　在这一前提下，由于科学发展观涵盖了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理论、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统筹发展理论及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理论等主要内容，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主要是针对新的世纪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复杂的矛盾，由此也为我们应付这些挑战，解决这些经济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因为，如果这些矛盾不断激化，有的已经酝酿很大的风险，极有可能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产生各种外部冲击和经济危机。在我们看来，在中国步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有九大形式的经济挑战和危机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更需要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来化解经济中出现的一系列挑战和危机。

　　经济危机形式之一：“资源约束型”经济危机

　　基础价值资源是指经济中的体力劳动，知识技术和自然资源，这些资源被统称为基础资源。从基础资源到生产力之间的连续对于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由于存在着诸如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等问题，就会出现基础价值资源的短缺，产生资源缺口，并导致经济危机。而供给管理的缺陷导致了这种基础价值资源与生产力之间断点的形成。因此，“资源约束型”又称之为“供给管理型”的经济危机。

　　产生这种供给管理型经济危机主要有以下几大原因：一是经济增长突破了资源约束的条件（如经济过热）；二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技术含量偏低，生产力水平低下。在经济基础资源结构中，当一种资源的效率低下时，就可能难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三是市场无效形成的约束（垄断）；四是国际间贸易壁垒所形成资源约束。

　　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例分析，在2000年至2004年期间，中国石油、煤炭、钢、铁矿石和精炼铜产量分别增长了7.4%、95.8%、130.2%、39.7%和50.3%，而消费量分别增长29.5%、50.2%、141.8%、94.2%和69.%，消费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开采生产能力的增长。近年来，在市场需求拉动下，钢铁、水泥、汽车、纺织等高耗能产业和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导致煤炭、铁矿、铝土矿、水泥石灰岩等矿产资源的消耗和需求急剧增加。钨、锡、锑等是中国重要的优势矿产资源，但由于一些地方和企业片面追求局部和短期利益，不断扩大开采规模，生产失控，没有对出口优势资源实行限产保值，不能发挥优势资源的最大效益。中国现有矿山中，大中型矿山仅占全国矿山总数的1.3%。矿业产业集中度低、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资源环境问题多。另外，上游产业产能逐渐衰减，下游产业“过热”，采选冶比例失调，一批大中型矿山逐渐进入中晚期，资源枯竭，产能闲置，产量锐减。

　　经济危机形式之二：“周期性”经济危机

　　实际上，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是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危机，主要是指由生产力函数到总产出函数之间不连续，以及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脱节。周期性经济危机一般是由供给与需求双方的共同作用形成的，既有供给方面的因素又有需求方面的因素。至于产生这种周期型经济危机的原因，主流经济学已做过很多分析。而马克思认为，周期型经济危机是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所形成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在价格信号引导下，周期性经济危机显示了经济从衰退、复苏、繁荣再到衰退的整个过程，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不免要受到损失。以凯恩斯、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就一直致力于宏观调控的研究，意在清除这种经济危机的发生，对于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西方国家工业化进入了快速发展后期阶段。在这一期间，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特征：一是生产相对过剩。周期性地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且愈演愈烈，直到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灾难性的经济大危机；二是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导致有效消费不足，与产能过剩共同构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不仅带来了生产力严重破坏，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

　　同样，目前我国在经济领域也面临了投资与消费的严重失衡，投资率超过国际平均水平1倍左右，在建总规模高达26万亿元，按去年投资完成额估算，未来需要三年来消化。由于有效消费不足，行业产能过剩日益显露，企业效益增幅下滑之势已现，谨防第三次失业高峰的呼声开始响起。市场化改革的27年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在总体上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但是，西方工业化后期的两个弊端就已经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供给与需求由长期的供给不足开始转向了生产的相对过剩，宏观总量之间矛盾在中国已出现了逆转性的变化。

　　经济危机形式之三：“消费失衡型”经济危机

　　一个国家总产出要经过分配和消费形成新的基础价值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就变成了总产出的函数，总产出则变成了自变量。当这一函数的导数为正时，经济就会持续发展，当这个函数的导数为零或负数时，经济就会出现“滞胀”。因此，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创造的产品如何分配，为谁所消费，各消费多少，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新古典模型对解释经济滞胀陷入困境，原因就在于新古典模型没有基础价值函数的分析，无法观察到从总产值到基础价值资源之间出现的断点。

　　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了有效消费不足，与产能过剩共同构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不仅带来了生产力严重破坏，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需要指出的是，人们普遍认为生产过剩是危机的直接原因，对收入分配差距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却一直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最近，国家信息中心宏观政策动向研究课题组成员之一从理论上证明了库兹涅茨分配差距倒U形变化的存在，使得相关理论获得了更坚实的基础支持。

　　经济危机形式之四：市场与社会空间之间的断点会形成“社会冲击型”的经济危机

　　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出现类似公平与效率不对称、贫富悬殊和社会精神衰落等经济和社会现象，并会引起社会动荡和不满，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会对经济产生冲击并制约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空间而言，市场空间的收益有一种外部性，当这种外部性大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就会对市场产生较大的反作用。中国政府提出的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的思路，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只有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才能避免社会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从而综合可能出现的市场与社会之间的断点，消除“社会冲击型”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

　　在全球的经济中，北欧的福利经济模式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而南欧从2005年下半年到现在出现的一些动荡问题就是典型的“社会冲击型”经济危机。市场经济应当对这一现象进行认真的反思，一旦形成“社会冲击型”经济危机，采用经济手段往往无济于事，采取其他手段，将可能使经济陷入较长期的衰退。

　　在社会领域里，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已日益扩大，基尼系数已突破了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分配表现得极为不公正，农民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尤为突出。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社会阶层出现了分化，利益多元化格局已基本形成。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利意识与政治诉求不一，导致人民内部矛盾有所增多。此外，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扭曲，在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库区移民、安全生产等诸多方面带来不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给社会的稳定也带来了不利影响。在改革开放时期，医疗保健受到了不利的冲击。这个问题在农村地区最为严峻。在20世纪70年代，集体健康保险曾覆盖了90%的农村人口，但到2003年这一比率却下降到了20%水平。风险分担机制的缺失和高昂的医疗费用，造成了医疗保健消费的严重不足，以及人口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在健康领域，有些项目是公认为应该优先发展的：为公共卫生和低收入地区的基本医疗服务提供资金、为穷人提供营养项目、扩大强制性社会健康保险的范围，使其能够覆盖受雇于小企业的工人和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尤其是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这些项目很多已经被政府所考虑，但是由于过于依赖市场力量，而大部分目标人群的支付能力相对较低，且贫困省份不能提供资金，所以项目的实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经济危机形式之五：“生态失衡型”经济危机

　　“生态失衡型”的经济危机是指经济在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出现了断点，使得在自然大系统中主要的经济变量出现了失衡，这种失衡通过社会空间的作用，进一步对市场产生了冲击，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导致“生态失衡型”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有如下几个重要特点：（1）作为自然大系统中价值链条被打断，从而引起供给人的量的价值体发生了“多米诺”式崩溃，最终使得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如美国的新奥尔良和中国的内蒙古草原的沙化。（2）在自然的大系统中，出现了价值体的结构性失衡，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富人过多吞吐财富的失衡。（3）在市场的内在动力驱动下，社会发展超前于自然供给，出现了社会发展与自然供给的断层。（4）社会发展滞后于自然供给，仍然会出现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断层，社会就业压力加大，福利不足。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出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清除了经济滞后效应引起的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断层，但是，结构性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中国政府及时调整战略思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其长期效应可清除这种双向断裂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纵观全球经济，市场经济和利己主义的快速生长，使得自然对社会效用最大化的时点的约束条件被突破了，这种突破带有很大的风险，如不加以控制和协调，就会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失衡，最终会导致大自然反扑社会和市场，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自然危机。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能源生产国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占到全球能源消费的10%强。根据合理的假设，估计到2025年这个比例会上升到15%。中国目前正致力于通过国内的一系列措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但是效率的提高很可能被经济增长所抵消，因此能源的需求量并不会降低。在大多数经济体中，GDP能源消耗强度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下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对能源依赖程度的降低既来自各个特定经济部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更来自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像重型制造业这样的能源高耗型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逐渐降低，而像服务业这样的能源低耗型部门所占比重逐渐提高。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也将经历这样的转变。不过，在短期内，中国的能源供应不会像能源需求增长的那样快。因此，中国的能源进口会增长。

　　随着全球能源价格达到历史最高纪录，在未来的能源市场上，能源供应将大幅增长。特别是，其他替代能源的供应将变得更加可行。由于全球能源市场相当开放而且区域上高度分散，因此不太会出现能源短缺的情况。然而，未来几年内会存在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价格的波动性也会增加。

　　中国正面临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能源使用持续增加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仍将把化石燃料（尤其是煤）作为首要的能源。与煤炭燃烧相关的环境问题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该地区和全球而言，都是值得关注的。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3%，而这种主要的温室气体在未来几十年内将引起全球气候的重大转变。此外，人们认为黑炭的排放引起了中国的一些区域性气候问题，比如北方的干旱和南方夏季的洪水。

　　经济危机形式之六：“经济机制僵化式”经济危机

　　“经济机制僵化式”的经济危机是指经济在自然与市场之间出现了断点，认为经济如同一些自然现象一样具有完全可控的确定性，从而忽视了人的基本个性和创造力。

　　哈耶克认为，认识是分散的，市场通过信息与价格的发现功能形成经济的整体智慧和力量，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以个人效用为主导的定价模式符合市场的客观现实，不能把社会经济视为一种机械式的运动。传统的计划经济就是这种经济危机的典型。对市场内在力量的忽视和政府信息的不充分性，使社会经济的严重落后。这种经济模式的危机性已经被早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无效率所否定。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有机地综合了自然空间与市场空间的断点。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一些人一旦遇到困难就会怀疑市场经济，甚至认为过去的计划经济更好。某些利益集团为了保护其已经得到的利益，反对把经济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一些改革的拥护者又成了改革的反对者。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有些人故意夸大“银行贱卖论”、“经济主权论”等，也产生了一些“左”的言行，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经济危机形式之七：“城乡二元型”经济危机

　　中国的农业的“二元”结构问题，由于在城乡之间出现了血液流动的梗阻，生产力要素无法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农村生产力呈“扁平状”，无法提高。在货币流动上，政府把资金注入扶贫，实际上本身就违背了货币流动规律，即把资金投向了收益最低的部分，同时也不能形成从生产力高端向低端流动的配置机制。经济体中的正常营养如信息、市场、技术、人才、标准等难以在城乡循环流动，出现了“两张皮”现象：一方面农村严重“贫血”，另一方面城市出现“高血压”。实际上，非洲经济的发展史充分地证明了违反货币流动规律将是长期的贫困。

　　可以审视到城乡的“二元”结构中三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农村的价值体呈现“扁平状”，难以求得生产力和国民财富的最优解，经济易遭受巨大损失。二是诸多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必须要素不能输入农村，导致农民在种植品种、种植面积、种植技术等生产过程中会盲目化，难以生产出“安全、健康、美味”的食品，不但对人的生活和精神形成伤害，而且严重影响到我国食品出口的质量和数量。三是一味追求高产量，滥用农药、化肥等，使得土地变得有土而无壤，水和空气被污染，自然资源遭受严重的损害。以上三条严重违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规律，也对目前的经济增长造成盲目乐观。

　　经济危机形式之八：“区域失调型”经济危机

　　资金流动的目标是为了追求市场空间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这种目标在市场机制的竞争中实现各生产力要素的边际收益相等的资金流动均衡状态。中国的资金流动在地区之间存在梗阻，使得资金流动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从而形成了经济的区域性失衡。

　　当前，中国的储蓄和投资水平不仅高过历史水平，而且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46%，在某些地区和领域，投资的回报极其微薄。尽管在一些关键领域仍然需要增加投资，但是通过提高投资效率，即使降低总体的投资水平仍然能够保持高速经济增长。金融制度应当打破地区性封锁,让各种生产力要素通过资金流动，在充满活力的竞争中实现最优的配置。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流动中，要对生产力状况进行深入地分析和调查研究，提高政府的信息生产能力和识别能力，当政府的信息优于市场时，政府的调控才具有意义。

　　中部地区塌陷现象已不容忽视。以2004年人均GDP为例，中部地区只有西部的86%、东北的52%和东部的38%.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中部崛起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首要前提。中部地区的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山西6省正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也是“三农”问题最为集中的区域。不解决“中部塌陷”就无以解决“三农”问题。目前，东部沿海地区依靠超低成本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几近结束，要求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迁移。而中部地区有非常优良的区位优势，也有具备一定素质的劳动力大军，是承接来自东部地区产业迁移的首选。

　　经济危机形式之九：“内外失衡型”经济危机

　　随着中国在国际和平、安全、经贸、环境、文化等多领域影响力的加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反弹也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导致在人民币汇率、世界贸易、国际能源开发等问题上争论不休；二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对中国的戒心增强，防范意识加大，甚至利用各种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在美国，布什政府执政之初就把中国公开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而在其今年的“国情咨文”中依然把中国和印度定位为“新的竞争者”。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在这一背景下，人们经常会谈到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及其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影响。然而，这是一种不全面而且是有误导性的观点。我们认为，中国必须同时解决其内部和外部的失衡。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一个综合配套的政策组合。这样既能有益于全球经济调整，又能够实现中国经济中最急迫的目标。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是由于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造成的。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低收入国家来说，出现这种局面是不常见的，也是不利的。这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大规模的消费，却积累了收益极低的国外资产。

　　东南亚经济危机、拉美经济危机主要是由内外失衡引起的。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内外经济的均衡显得异常重要。

　　综上所述，九大经济危机形式从理论层面上向我们揭示了中国经济中所面临的诸多经济挑战和危机。目前，我们需要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以此来解决或化解经济中已出现的一系列经济挑战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