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平座 　　中国人民银行博士后，现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主要研究方向是价值理论、金融理论与实践。对价值理论，特别是自然主义价值论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这一理论被有效地运用于对中国经济金融实践的分析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几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但是，中国经济在新的发展时期也面临了一系列新的危机和挑战，更需要我们用科学发展观来统揽经济建设全局。在此，一方面，我们需要用现代经济理论来解释科学发展观，并建立起完整体现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经济理论和技术架构；另一方面，还需要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运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宏观调控中。

　　科学发展观指导宏观调控成功的四个基本经验

　　主持人：科学发展观已经日益深入人心，但科学发展观如何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宏观调控等热门话题联系起来，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少。您能否谈谈近年来我们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宏观调控方面已积累了哪些经验，来说明科学发展观是如何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宏观调控的。这可能也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邹平座：事实上，科学发展观涵盖了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理论、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统筹发展理论及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理论等主要内容，将科学发展观用以指导经济建设和宏观调控也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和探索，科学发展观在指导宏观调控方面成效显著，我们需要及时加以总结和提升，这方面已积累的丰富和宝贵的经验，并进一步用于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我认为，这方面经验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在实践中，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用市场之手配置经济资源，用社会主义方向矫正市场失灵和市场局限，建立一个充满生机的和谐社会。事实上，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人的本性中利己与利他方面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统一性。

　　在近几年的宏观调控中，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有效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改革经济运行中很多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制度；另一方面，又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而不懈努力。例如，针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居民购房成本不断加大的问题，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平抑房价，实施房地产调控的“国六条”。

　　第二，在近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一次又一次运用科学发展观成功地化解了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特别是从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走上了“低通胀，高增长”的轨道，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个重要命题。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已积累了对宏观调控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和意义的八大经验，这些经验值得我们长期坚持，且不断深化和完善。

　　这八条基本经验包括：（1）科学的经济规划，特别是正在制定的“十一五”规划，在各方面都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烙印；(2)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有效地熨平经济周期；(3)实现总供给管理和总需求管理的有效结合；(4)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5)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在不断改善宏观调控微观基础的同时，推行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科学思想；(6)适度增长，渐进改革，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7)推行科学合理的资源战略，发展循环经济；(8)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国内与国外、城市和农村、区域之间的关系。确实，经过五次宏观调控，近年来中国经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已逐步建立了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水平在不断提高。

　　第三，“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经济思想之一，是中国政府的重要理论创新，其经济理论意义可以提升到凯恩斯体系之上。其重要的贡献是把宏观调控由市场空间拓展到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由国内视角拓展到全球视角，及时发现和弥合中国经济发展中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裂痕，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对于全球经济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四，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的全面发展。经济全面发展原理以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统筹发展理论为基础，并建立起经济全面发展的价值最大化目标模式。其中，经济全面发展理论更多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深化科学发展观引领宏观调控的九项建议

　　主持人：尽管科学发展观在指导当前宏观经济中取得了一些宝贵和重要的经验，但由于目前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迅速，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来源、模式和速度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由此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机遇与挑战。那么，在新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应当在经济工作中如何继续贯彻科学发展观，继续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宏观调控？

　　邹平座：这实际上涉及到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预见到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可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采取先行的主动战略来应对这些机遇和挑战。我们认为，在充分吸收宏观调控方面已积累的一些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再结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理，用科学发展观来统揽目前宏观调控全局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提出九个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弥合基础资源和生产力之间的断点。所有商品都是由自然资源、体力劳动和知识技术构成，由此形成了价值的基本要素。这三个基础资源是经济分析的起点。经济发展取决于三个基本要素的总量和构成。经济中三个基础资源的比例和有机的构成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经济增长的极限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劣。

　　当前，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显示出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即自然资源的制约和过多的体力劳动制约，以及经济中的知识技术含量不高等。所以，宏观经济应当采取以下措施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自然资源的约束；二是根据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三是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加大技术投入。

　　第二，用科学发展观熨平经济周期。从2004年初开始，中国政府把科学的发展观作为全党和全国的行动指南，坚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目标。这一方针政策及时并有效地阻止了一些金融不稳定因素的发生。科学发展观也改变了以往经济运行中“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重总量不重结构”的粗放型格局。例如，在2004年初，及时扭转了一些省市的“大干快上、急躁冒进”的想法，矫正了盲目招商引资的做法，有效地熨平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对金融的冲击。由此，中国经济也进入了稳步运行的状态。

　　另外，我建议在宏观管理体制上可采用一种“双轨制”方法。这种“双轨制”包括以下两个主要内容：继续保持资本管制，但汇率制度要越来越富有弹性；继续保持信贷控制（以及其他影响总支出的直接方法），但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地要使用利率这一间接工具。尽管趋向于采用所谓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是过去10年中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宏观管理体制，即这种制度试图将政策集中于控制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等最终目标，而非货币供给量或汇率等等中间目标（这两种政策目标都被证明只能在短期内有效或是很难成功），似乎这也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制度在短期内并不适合于中国。如果贸然实施这种制度的话，可能存在着失控的严重危险，且可能会完全背离了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初衷。当然，这种“双轨制”方法的整体设计思路是，只有当存在更好的方法，而且不再需要直接管制的方法时，才停止使用当前的宏观调控体系。从长期来看，要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长期目标应该成为短期政策制定的重要指导。

　　第三，从利润最大化到价值最大化。主流经济学把研究的焦点主要放在从生产力函数到总产出函数的过程中对总需求进行管理。但是，总产出函数如何生产出下一轮的价值函数对于经济体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政府应当对收入结构、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等进行调节，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由此也可以凸现循环经济的重要意义。例如，现在人们已充分认识到了消费结构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为此，我们应当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生成更新更好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通过加大对教育、技改和技术引进的投入，形成先进的知识技术，通过改善医疗保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劳动者充满活力和追求等措施，通过消费形成新的价值要素，来保障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第四，市场不是万能的，如何避免社会冲击型经济危机。因为，遵循“市场自发秩序”的“无形之手”并不是总能达到公共福利最大化，而错误的“公共选择”即“政府干预”不但不能增进公共福利，还会对它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为了在中期和短期内能够刺激国内需求，同时实现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6%至10%的目标，在未来3至5年内可考虑采取特别的公共支出政策。这一政策能够通过增加社会服务和消费，以实现“以人为本”和综合协调发展的基本国策。

　　在当前中国的形势下，实行公共支出政策是适宜的。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实施公共支出政策的困难不在于资金上的压力，而在于如何能够使得财政政策更好的与宏观稳定、社会和地区平衡发展的目标相协调，同时尽可能的减少政府失败导致的风险。同时，这一财政调整政策不能成为财政体系的长期特征。由于预算收入不断增长，很多反复发生的财政支出项目应该纳入经常性的预算中，政府应该仍然大体上维持财政预算平衡。

　　第五，管理自然生态中的经济———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根据奥斯特瓦尔德的定理，在自然空间中，人们通过资金流动实现最优地转化为人的意图所需要的自然能量。在这个空间中，价值不一定被限定在市场上，像水、空气等对人有用的物质都可以作为价值序列的商品。货币流动的机制是自然法则，自然法则通过市场和社会发展规律对经济发生作用。所以，对一国的经济分析不能仅仅考虑市场空间的价值增长，而要考虑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的价值变化，以便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例如，需要政府干预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手段双管齐下，来解决由利用能源而出现的各种问题。

　　第六、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的市场机制，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我们应当发挥市场的信息和价值的发现功能，建立清晰的产权基础，以及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中的“双重机制”（适应性学习机制(也叫复制机制)和自然选择机制）的作用，在和谐的相互作用中，这两种机制将会是一个产业趋于一个新的“正统”的均衡。

　　同时，还应当采取三种不同稳定策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稳定策略、哈耶克的文化稳定策略、发展稳定策略。这三种策略的优化组合，对经济的稳定发展十分重要。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利润最大化的模式是自然稳定策略；通过“模仿和复制”的适应性学习实现的稳定状态叫文化稳定策略；当人类和动物通过试错法学习特定类型的行为时，叫发展稳定策略，中国改革开放的稳定策略显然是发展稳定策略。中国的经济的稳定策略要及时地由单一的发展稳定策略转向三种稳定策略搭配使用。

　　第七、从“二元”走向“一元”———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深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三农”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中国城乡经济结构的“二元化”，而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一元化”。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面对日益增多的国际贸易绿色壁垒，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面对消费结构和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加速推进“一元化”实为当务之急。

　　为此，提高人均农业生产率是促进增长和减少贫困的一个重要发展策略。在所有成功的国家中，农业生产率和农村收入的提高都伴随着农村人口的快速下降和农村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上升。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土地租赁市场和更自由的土地市场，应为贫困地区设计特殊政策，农村金融对于农村发展非常关键，所以改革农村信用合作社应该被优先考虑。

　　第八，打破地区分割，发挥比较优势。如中国在过去10年从融入世界经济中获益匪浅一样，国内市场一体化也将带来巨大的效率增进和经济增长。为此，政府可以考虑以下政策：通过逐渐消除户籍制度增加劳动力流动性、促进移民；应该优先在贫穷的省份进行改革，因为没有对人口流动的放开，这些地区将永远陷入贫穷；通过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并使得工人的养老金可以在各省之间转移，也可以增加劳动力流动性；政府还需要通过对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城市交通、社会服务等）的投资加快城市化进程，这些项目可以由中央政府融资。

　　第九，在全球化视角下实现经济内外部均衡。实现经济内外部平衡，首先需要我们采取措施在未来十年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55%至60%，降低储蓄和增加消费。另外，在扩大内部需求的同时，我们还要采取措施降低资本账户顺差尤其FDI流入，以及要积极管理一部分外汇。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解决好经济中内外失衡矛盾。

　　运用综合配套政策组合实现经济内外均衡

　　□ 邹平座

　　目前，如何解决中国经济出现的内外失衡问题，是一个市场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我看来，我们需要一个综合配套的政策组合来同时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做，既有益于全球经济的调整，又可以化解中国经济中的内外失衡矛盾。

　　由于当前中国的储蓄和投资水平不仅高过历史水平，而且还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消除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缺口，就必须降低储蓄和增加消费。消费支出的增加，既能够促进中国经济更加平衡的增长，同时也能增加中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减少中国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最终有助于中国实现外部平衡。

　　就实现经济内外部平衡而言，中国需要在未来十年内将消费占GDP的比重从当前的50%提高到55%至60%这样才能够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为此，我们应当采取一个包括三项主要任务的综合政策组合：（1）从长期看有助于促进消费增长的改革措施；（2）在中期和短期可以刺激国内消费的公共支出政策；（3）有管理的货币升值。

　　事实上，中国的外部失衡不仅限于经常账户顺差，而且还包括大规模的资本账户顺差，即所谓的“双顺差”。因此，我们应当采取减少资本账户顺差的措施，来解决外部失衡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资本账户中最主要的部分是随着外商直接投资（FDI）进入的资本流入，FDI流入在2004年已达到了经常账户顺差规模。FDI也成为中国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目前，如何在继续吸收外国投资者所带来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及提升向生产价值链条的基础上，减少FDI所引起的资本流入是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此外，还要消除对内外资在税收和其他方面的差别待遇，同时要鼓励用国内资本为外国投资者融资，以此既减少因FDI带来的资本账户顺差，还可以有效配置中国的储蓄和资本，并提高国内储蓄的收益率。另外，应该允许外国投资者通过向银行借款或发行公司债的方式在本地借人民币，应鼓励成熟和成功的外国投资企业在本地的股票市场上出售股份。

　　如何管理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的当前和未来利益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即便我们采取了上述这些措施，如果中国仍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由FDI带来的大规模资本流入在较长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如果不考虑投机性的资本流入，资本账户也仍会保持顺差。而且，除非中国甘愿出现经常账户逆差，否则外汇储备也将会持续增长。

　　从目前看，管理外汇储备的一种可行办法是，在预留了因预防流动性支出所需充足的外汇储备之后，可以对一部分外汇储备进行更为积极的管理，以此可以提高投资收益，并为政府提供额外的收入来源。像新加坡、挪威等国均有独立于中央银行的专门投资公司来管理这部分外汇储备。

　　当然，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均较小，又缺乏足够的国内投资机会，但中国的情况和需求与它们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对中国而言，这一建议或许只是一个暂时性安排，一旦中国完成了金融体制改革，随着国内的投资机能较为充分地吸收国内的储蓄，那么这一安排的使命便可宣告结束。但是，在未来5-10年内，我们仍然需要对部分外汇储备进行积极管理。

　　■编余

　　最近公布的今年上半年GDP增长数据，再次将公众的关注焦点集中于政府应当如何有效地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热门话题上。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经济仍处于转轨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使得我们难以正确合理地判断和诊治经济中出现的许多矛盾、问题、挑战和危机。这意味着需要我们运用“全面、系统和整体”的辨证方法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并寻找出相应的对策和出路。而科学发展观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一理论指导。

　　平座博士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他不但鲜明地指出了科学发展观对宏观调控成功已积累的四个基本经验，而且还提出了继续让科学发展观指导今后宏观调控的九点对策和建议。将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宏观调控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分析在国内还是相当领先的，而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和引领中国宏观调控，在经济理论上也不失为一种探索和创新。

　　———亚夫

　　■看点

　　●科学发展观在指导宏观调控方面成效显著，我们需要及时加以总结和提升，这方面已积累的丰富和宝贵的经验，并进一步用于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这方面经验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在实践中，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用市场之手配置经济资源，用社会主义方向矫正市场失灵和市场局限，建立一个充满生机的和谐社会。

　　第二，在近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一次又一次运用科学发展观成功地化解了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特别是从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走上了“低通胀，高增长”的轨道，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个重要命题。

　　第三，“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经济思想之一，是中国政府的重要理论创新，其重要的贡献是把宏观调控由市场空间拓展到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由国内视角拓展到全球视角，及时发现和弥合中国经济发展中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裂痕，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对于全球经济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四，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的全面发展。经济全面发展原理以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统筹发展理论为基础，并建立起经济全面发展的价值最大化目标模式。

　　●用科学发展观来统揽目前宏观调控全局的九点对策和建议。第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弥合基础资源和生产力之间的断点。第二，用科学发展观熨平经济周期。第三，从利润最大化到价值最大化。第四，市场不是万能的，如何避免社会冲击型经济危机。第五，管理自然生态中的经济———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第六、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的市场机制，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第七、从“二元”走向“一元”———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第八，打破地区分割，发挥比较优势。第九，在全球化视角下实现经济内外部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