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的公共生活与影响力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 　　森断言饥饿与权力分配、政治组织制度密切相关 　　托夫勒预言亚洲将在新的历史循环中成为经济霸主 　　资中筠希望借鉴美国经验，发展我们的公益事业

　　□萧 敢

　　年初，很偶然地在季风书店角落里看到了《魔鬼经济学》，装帧庸俗、做工粗糙，很容易让人将其与《麻辣三国》等书归为一类。但我知道，这本书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各名牌大学经济系学生在内，都狂热地支持这本书的理念。事实证明，蹩脚的包装无法掩盖精彩的思想。芝加哥大学教授列维特的这本奇书堪称上半年财经类图书最大的亮点，它让众多读者领略到了经济学真正的趣味。

　　按照诺贝尔奖得主、同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的贝克尔的说法，经济学是研究人类普遍行为的一门学问，是一整套认识社会、思考问题的方法。他当年畅销一时的《经济学与人类行为》就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而列维特则更进一步，把经济学研究范畴推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

　　列维特用经济学工具分析了黑社会组织结构，分析了学校教育问题，分析了体育做弊问题，分析了孩子名字与未来生活的关系。我们认识社会能达到什么程度，就看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认识社会。列维特亲自演示给我们看，经济学的逻辑威力无穷，可以巧妙地消解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想当然的看法。

　　这是一本足以让许多初学者爱上经济学的书。虽然他并没有教大家怎么赚钱，怎么投资。事实上一般的经济学家也根本不懂赚钱、投资。经济学就是一种思维方式，《魔鬼经济学》就是“魔鬼般”地用经济学磨砺我们的头脑。

　　与《魔鬼经济学》相比，同时上市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显得更厚重，更深沉。这本书的原著出版已有大半个世纪，是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齐名的研究资本主义兴起、发展规律的经典。不过，托尼不赞成简单地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联系起来，他显得比韦伯更冷静，更客观。通过详细考察宗教史，托尼清醒地意识到教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各自循着不同脉络前行，甚至相互矛盾，不能做出简单的统一概括。

　　凯恩斯曾说过，“现代资本主义绝对是反宗教的。”看得出来，托尼暗暗赞同这句话。虽然从源头上看，资本主义是在宗教失败的地方长出来的。但宗教遵循道德原则，资本主义遵循欲望或者说身体的原则，两者间决不可能存在妥协。这也为我们思索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动力补上了一课。要研究经济背后的文化制度，简单照搬韦伯思想是行不通的，我们只有更深入地研究历史和现状，去发掘更深层的文化动力。

　　同样的，托夫勒的《财富的革命》亦是把资本主义运动和产业革命放在长时段的历史下观察。只不过托尼总结过去，托夫勒展望未来。托夫勒意识到，财富不再是过去那种狭义的财富了。人力资本、社会组织、科学技术乃至于还没能变成技术投入应用的“知识”，都是巨大的财富。财富形式的革命，本身也就是经济形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在IT时代会被空前地放大。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财富的流动和创新的涌现都以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速度扩展开来。无论“第四次浪潮”出现在生物技术还是太空技术，它都将更大程度地改变我们的生活。

　　很多专家不免觉得，托夫勒对未来的预测过于乐观了。好在我们同时看到了由“世界的良心”阿玛蒂亚·森和著名公共经济学家德雷兹合作的《饥饿与公共行为》。这本书提醒我们，在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摆脱“饥饿”的困扰，如何让民众免于饥饿这仍然是很多国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凭着多年来坚持不懈的调查、研究，森断言，饥饿绝不仅是粮食产量不足这么一个纯粹的农业或者经济问题，更和权力分配、政治组织制度等有关。如果罗列一下关键词，我们可以找到：权力、天资与交换、扩展权力、合作冲突、能力与生活水平、营养不良状态与营养不良、剥夺与贫困、社会保障等等。与令人目眩的高新技术相比，“饥饿”是最最真实的身体感受。

　　在生产力低下的环境里，市场制度往往也缺失，两者纠缠在一起从而无力保障穷人的生存。森和德雷兹不愿意做宏观的描述和预测，而是孜孜矻矻细致的实证研究饥饿的原因和解决饥饿的方案。科技发展走了弯路，未来还有机会。但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饥饿问题，这个代价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就在这种氛围里，《财富的归宿》、《私有化的局限》和《穷人的银行家》三本书的问世冲击力极大，颠覆了很多人的经济观念，也代表了国内财经著作指导理念的一次转向。

　　资中筠教授《财富的归宿》是一本全面研究美国基金会的力作，在国内还极少有这方面的研究。公益性的基金会是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元素，它的重要性甚至可以和大型企业相提并论。大企业的目标是赚钱，刺激社会经济运作的效率；而基金会的目标是花钱，是公共福利和社会责任，从而补充政府职能来推动更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

　　基金会的运作背后，需要一整套税收、法律、媒体等制度的保障。资教授的研究证实，人的目标永远是多元化的，远不止盈利一条，制度应该留出空间和机会来鼓励人们从事公益活动，为公益事业捐款，自然地缓解社会冲突。很多人都有社会责任和社会关怀，从经济效率来分析，自发地关心和服务社会也永远是效率最高的经济活动。

　　而《私有化的局限》则主要从政府层面来讨论经济和社会资源配置，书里大量收集“私有化市场改革”失败的案例，从大型能源产业到公共服务部门，私有化都不能完全有效地解决问题。而这些部门正是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政府的根本职能也正是要提供公共物品，维持社会公共秩序。

　　于是，前者从私人的活动来谈公共目标，后者从政府的活动来谈公共目标，两者相互结合，构成我们思考公共问题的两大支柱。而这些在当下中国有着最直接和最明确的指导意义。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但在公共建设和公共品提供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同时这也是国人意见最大最突出的几个领域。比如能源、电信、医疗、教育等等，很多产业的改革都存在很大问题。中国一方面缺乏支持基金会成长的制度环境，一方面对政府的公共职能范围也缺乏很明确的认识。而这正是这两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巧的是，《穷人的银行家》从实证的角度，用案例的方法，现身说法，给我们思考“个人的社会责任”提供了一个动人的榜样———格莱珉银行。这个如今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复制的专为穷人服务的银行一再证明：只要注入一种好的制度，经济就能迅速跳出“贫困陷井”。

　　作者尤努斯本是个经济学家，他在孟加拉创办了格莱珉（乡村之意）银行，专门向没有信贷条件的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做小生意来摆脱贫困。因为个人银行远比大型国有银行来得方便灵活，而个人小额贷款的信誉也比国有大型企业高得多，格莱珉银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而很多个人银行、地下钱庄也正在中国悄悄发展。这是一种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它们的运作还很不规范，存在很多潜在危机。《穷人的银行家》不光是很好的激励，也为国人提供很多真实有效的参考意见。

　　《麦肯锡传奇》也记录了一个小企业从诞生到壮大的过程。它是一个企业，不是公益基金会或者银行，不必要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但是我们仔细研究它的历史就明白了，麦肯锡之所以成为麦肯锡，与它的理念与社会责任分不开。在麦肯锡创始人马文的价值体系中，客观、公正与严格的道德标准是公司牢固的内核。在这基础上强调公司治理，强调专业分工，强调人力资本，才有了麦肯锡今天的地位和成就。

　　这一切都是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地走过来的。这个机会不断、充满着梦想的时代，我们也看到了巴林银行的破产、安然公司的倒闭，如同《下一个大泡泡》这本书的名字一样，梦想是如此美丽，又是如此脆弱。

　　《下一个大泡泡》告诉我们，当今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未来几年之内，你将拥有你一生中最大的投资获利机会！泡沫之后，又将迎来你一生中最大的萧条时期！你准备好了吗？

　　和托夫勒一样，未来学家也必定是在丰富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下描绘未来的经济发展。登特阐述了很多种投资形式，从证券到房产，结合我们生存现状，猜测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济周期中的表现。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甚至全世界都经历过一次悲惨的大萧条，我们至今还没能完全消化那次大萧条带来的经验教训，而登特试图带着我们更清楚地看一遍。

　　我们也知道，那次大萧条成就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许还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凯恩斯的公共生活与影响力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斯基德尔斯基提供了一个缩写版，但仍有近千页之厚。这本传记没有沉迷于传主的私人生活，而是将传主的生活和学术思想直接嵌入公共活动中。凯恩斯一生有三次辉煌，他分别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条约签订，留下了重要的著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经济陷入了大萧条，凯恩斯则拿出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或许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凯恩斯思想的指导下，美国经济摆脱了萧条，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凯恩斯从来就不是个书斋经济学家，他的一生都与现实、与公共生活联系在一起。以上这些著作同样也在提醒我们，经济发展到今天，必须用更开阔的眼界看社会，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公共生活，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个有责任感的公民的责任，是未来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