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
《南都周刊》昨天刊发的“我国经济增长快工资不涨,因少数人拿走多数利益”一文,再次用调查与数据印证了收入不公并非虚言。
这场关于工资收入改革的讨论,从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声讨,转入对工薪阶层低工资的反思———在全世界的消费者与投资者都在分享中国红利的时候,为什么国内普通劳动者无法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
简单的答案是,集中于制造与建筑等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处于供给过剩状态,因此,按照 市场定价,他们只能获得生存所需的最低薪资。但这个答案显然不能回答全部问题,从一个矛盾的现实就可以看出其中奥秘:日渐涌动的民工荒与12年民工工资涨68元人民币的现状。“民工荒”传递的最直接的经济信号是,民工工资必须提高,才能保障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由于满足生存基本需要的收入要求遭到拒绝,逼迫民工不得不用脚投票,民工荒的潜台词是,“我们拒绝融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
城市工薪族状况也未必佳,就业人群的薪资水平水落船低。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分配比例,从1978年为55%:11.1%:33.9%、1998年为68.6%:13.9%:17.5%,到1999-2003年间,居民的份额明显下降,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政府的份额大幅度上升,2003年为61.8%:15.1%:23.1%。
中国经济增长之快世所罕见,每年产生的巨额红利必然会找到自己的主人。那么,到底谁在收获红利?根据以上数据与现实,第一是政府,第二是垄断企业,第三是围猎中国经济的国内外热钱。
如果可以将垄断企业所获红利视作政府默许的结果,垄断企业以掌握上游资源与原材料的方式不断制造企业的利润,而资金与信贷渠道全面操纵于半垄断的国有商业银行之手,更加剧了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作为始作俑者的政府有关部门,依然在以种种理由坚持这一做法。虽然劳动保障部门屡屡表态,督促企业实行最低工资制,但由于现实操作手法与表态内容格格不入,因此,既难舒缓民意更难震慑企业。
应该引起关注的是,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其用途却暧昧不明,公共财政主要是用于民生福祉,还是一如既往地用来投资拉动经济,没有明确的答案。而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更令人担忧,国家审计署历年的审计结果就是警示。如果国家大多数财富进入的是一个漏斗区域,在收入分配公平性方面危险丛生也就不难理解。对国内外热钱的狙击,在必要时政府不会手软。
政府是收入不公的关键。相对于政府保障收入公平的一再表态,民众更希望看到的是执政细节上对于民众财富的尊重,对民众合理利益诉求的保护,以及拆除劳动力流动樊篱的切实举措。
当经济繁荣民众不富成为常态,使普通劳动者很少甚至根本不能在市场化进程中得益,后者将用怀念旧经济体的方式抵制现状———这可能成为对中国未来经济造成伤害的致命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