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

　　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今年在县长杨永晖离任前突击进行了115人的人事调动：10天之内使县里一批领导干部和退休干部的亲属吃上了“财政饭”，一批教师和医务人员圆了进城工作梦。这一非常之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天水市有关部门日前结束调查称：大部分人员属正常调动，只有少数几人违反了有关人事禁令。但新华社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离任前大捞一把，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的腐败事件，已经发生 多起：

　　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批发430顶官帽，使得偌大的县委机关只有6名干事，甚至有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会计升为法院副院长等荒唐的事情；原山西省忻州地委书记刘增宝、行署专员李英明在将调任前，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两人商量后决定突击调进265人；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李树春在担任响水县委书记期间大肆卖官，在年底将要调离响水县时“批发”“乌纱”，仅用2个小时就研究变动了102个科级干部……

　　“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评论如是说。

　　一切制度最终都要靠人去执行，用人腐败等于是植入社会肌体的一枚楔子，一旦公权力为这些腐败分子所窃取，必将侵害公众的利益、败坏公务员的形象。而且，用人腐败容易形成以利益为中心的小集团，当这些腐败分子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或链条，他们必然“官官相护”，由此造成的危害更大，反腐败工作也将变得更为艰难。

　　突击腐败是用人腐败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这种做法的恶劣之处在于，目无法律和组织程序，上演最后的疯狂，以自己尚在的权力公然搞权钱交易，为腐败的延续埋下了一个接力棒，这些被突击提拔上来的干部，必然会设法捞回自己曾经付出的成本，进一步恶化官场风气。

　　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个界限就是监督。突击提拔干部是我国严厉禁止的做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不准临时动议决定干部任免”；“不准在机构变动和主要领导成员工作调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或者干部在调离后，干预原任职单位的干部选拔任用”。

　　当时，人们普遍对该条例的监督作用寄予厚望，为什么条例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呢？关键在于，相关监督机制依然未能构建起来。比如，根据相关规定，有关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举报、申诉等方面的受理，对违规违纪行为责任人的处理，都由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负责。这等于是自己监督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监督制度形同虚设，导致一把手的权力由于缺少监督而日渐膨胀。

　　近年来，一把手的权力过大，对一把手的监督缺位，是导致一把手犯罪现象激增的根源之一。一些一把手滥用权力甚至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那些在离任前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的官员，几乎都是一把手。甘谷县县长杨永晖离任前突击调整115人的事情再次提醒我们：尽快建立起监督机制，防止官员权力失控，已经不容再拖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