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博士后研究员

　　法制框架和金融安排是尤其重要的，如果政府提供法制结构和法律实施体系（保护所有者财产权并以一种公正的方式来实施契约），那么这一政府事实上就是在促进经济自由。政府还可以通过促进健全的货币或通货（sound money）的流动（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就是在稳步坚持本币升值的情况下，积极地推进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来提高经济自由度。

　　在有些情况下，政府自身可以提供一种具有稳定价值的货币（可兑换的强势货币）。换句话说，它可以消除那些由其他方面（包括私人组织和其他国家政府）所造成的延迟健全货币之使用的障碍。

　　然而，经济自由还要求政府戒除许多有害行为，比如说政府必须戒除对以下行为的干预：

　　即戒除对个人选择空间的压制和干预；戒除干预自愿交易；政府戒除和避免对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商品市场的干预；戒除或减少对市场竞争的干预。

　　当税收、政府支出和管制代替个人选择、自愿交易和市场协调时，经济自由的程度就会大打折扣。限制进入某些职业和商业活动的禁律也会延迟或阻碍经济自由。对经济自由的简单测度包括以下方面：（1）政府的规模：支出、税收与企业规制（2）法制结构与财产权的保障（3）获得健全货币（sound money）的便捷性（4）国际贸易的自由程度（5）有关信用、劳动力和商业的规制（regulations）

　　长期的经济自由与持久增长将依赖于以下因素：（1）发生变革和富有活力的制度环境（2）有效的法制实践和案例积累（3）富有激励的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4）稳定的政策预期（5）乐观的投资与消费信心（6）财富积累与风险规避（7）宽松的企业自由度和个人选择空间。

　　为什么经济自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呢？

　　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关键性因素：市场竞争环境、企业家精神、社会投资（这里主要指非政府支出的民间投资或私人投资）。结果可以发现，竞争和开放的市场会促使生产成本降低，使资源配置的效率更高，从而更加有可能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社会制度的自然演进、产业革命的必然发生以及阶段性的技术进步往往源于科学发明、组织变革和企业家精神，自由经济的环境往往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企业家才能发现的机会。

　　引发连锁效应的有效社会投资往往产生数倍于初始投资量的经济效益，同时刺激潜在的有效需求，并且私人投资总是要求更加自由和高效服务的投资环境。

　　笔者认为，国家的经济繁荣奠基于个人的经济自由。对经济自由度（包含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自由程度和资本自由度）的考察，应当首先从人的角度和个人层面出发，进而从企业角度和产业角度出发，但是从根本上说，应当从微观角度出发，逐步影响到整体宏观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