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上周读到某海外投资银行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接受媒体采访时的高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是美国的三倍，其加息幅度应该是美国的三倍才对，我认为应该加息3%”（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7月24日刊第15版》）。读经济学读到博士学位并在财政部和金融机构工作多年的我对这个结论感到愕然，我不想在此对这种连与经济学基本原理都挂不上钩的观点再说什么。恰好在那份报纸的同一版上，土生土长的、在政府机构做研究的经济专家夏斌（比起那些受雇于海外商业机构没在境内做过经济工作的人，我认为是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现实的）讲到“有些投行呼吁加息，我认为还是有其自身利益考虑的。”

　　对此，我只是想到了一点：商人永远成不了学者，绝对不存在什么“学者型商人”，倒时有可能存在“学者型政府官员”。如果商人披着学者的外衣对外公开点评经济形势只是其“商业策略” 而已，倘若再近乎偏执狂似地宣扬一种即时观点时，那便是赤裸裸的了；即使那些曾获过某一项世界奖项、被业界认可的经济学家，一旦被商业企业所雇佣，其对商业企业所涉及的经济领域发表的观点也就失去了其学者本色，同样是“御用”而已，是商业企业实施其市场策略的一部分而已。如若不信，去查查上个世纪90年代初某家跨国投资银行担纲的投机英镑的案例，便可知晓其中的奥秘。

　　学者与商人在职能上有着本质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应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其公开发表的作品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不能是社会某一个商业势力的代表，只能是公平、公正地解释现实并为了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而建言献策，至于结论正确与否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结论得出的出发点。学者的解释与建议并不是出于什么机构、什么商业势力的支使和左右，所以，他们的研究才是独立的，观点也才可能是学术性的。就理论上而言，政府应是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推动者，关注、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责无旁贷，因此，某些政府官员倒真有可能成为“学者型官员”。凯恩斯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这种政府理论上的，当然有学者批评其为“开明君主经济学”。

　　但至于“学者型商人”，则是绝对不存在的，因为这两个角色的利益是冲突的。商人，当然以追逐利润为第一要务。况且那“利”也不是那么好图的，你想图别人也想图，竞争激烈是也。想想看，那些连做梦都想把竞争对手打下去都想独霸全世界财富的惟利是图者，怎么会去代表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怎么会去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受雇于这种商业机构的人，如果所想所做不能有利于实施商业机构的商业策略并增进其商业利益，他凭什么获取那么高的薪水呢？孰不知，那些到中国内地参加国际研讨会的“国际专家”发言也是“集体决策”的结果，不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更不用说一旦达不到那些商业机构的要求或者不利于实施其商业策略，轻则骂你个狗血喷头，重则让你卷铺盖走人。前几年我们不是看到了华尔街不少曾毕业于中国内地最高学府和海外名校的“人才”被那些洋行大班“减负担”减掉了吗？

　　现实就是如此。由此，我认为，商业机构不存在真正的“经济学家”，如果再冠以“首席”，就更具欺骗性，就更是商业策略中的迷惑者、鼓噪者。这种人在那些兴风作浪的重大投机活动中的作为往往更可疑！这些“经济学家”的经济解释与建议只能是地地道道的私人产品和商业策略宣传。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除了通过故作标新立异一惊一乍地不断“玩危机”来为其所服务的商业机构与自己攫取名利外，不会对经济学有什么贡献。如果公共政策受他们言论的影响，只能变成私人商业目标实现的助推器，将公共产品变成私人产品的保障，那将损害大部分公众的利益。

　　好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大部分人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识别能力越来越强。至少越来越多的共识是：不管来自世界的哪个角落，不管披上什么华丽的经济学装饰，商人还是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