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专家 |
| 创意上海刚刚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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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年的上海路径 专栏编辑约稿,给出了“创意上海”的命题。根据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创意”,与时下流行的那种把旧厂房装饰成画室不同,含义可能更广,应该是指支撑今天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型行为。
我不禁感叹报社的思维敏捷和目光敏锐。上海的发展走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回忆很多往事,话语里少不了“创新”、“创意”两个关键词。上海正在走向明天,接下来的路不好走,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韩正市长今年早些时候到上海社会科学院聊了一次,也谈及这个话题。韩市长说,推动上海过去15年发展的动力因素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今后的15年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当务之急是,土地资源稀缺性的约束,决定了原有的投资结构不可维系,而投资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总量如何保持?转型成本如何减少?政府职能如何转换?战略突破如何实施?这一系列问号,再次考验着上海人的智慧。
类似这样的考验,其实上海已历经了多次。上海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局面,除去政策面和区域合作的因素,更是思想解放、思路创新、思维创意的产物。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上海充当我国改革开放后卫,自身发展严重滞后,但上海人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积极研究如何闯一条新路。那时南方特区正走红,所有人几乎都在追求优惠政策,上海也曾有过类似设想,但总觉得不现实,于是“创意”出了一个“新区”概念。新区“新”在哪里?就新在不谈财税减免,而强调发挥城市服务功能。于是才有了后来的第三产业兴盛,才有了“一龙头、三中心”的目标追求,才有了柳暗花明的一片新天地。
为了帮助上海缓解历史遗留矛盾,中央政府当时通过“九四专项”允许上海自借自还自担保32亿美元。商业贷款利率很高,老外索要6.7%。为了降低财务成本,上海又开始动起了脑筋,冲破重重观念的藩篱想起了自办银行,几经周折,交行总部从香港迁到了上海,从此开始了金融机构集聚的进程。
由于国际商业贷款要用硬通货归还,因而产生了建立外汇交易中心的想法;外汇投资需要人民币配套,上海连年贷仓,南方有钱,需要调头寸,由此促进了人民银行统一拆借市场的发展;有了资金投资,需要生产要素配合,那就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通货膨胀,由此引发保险市场的摸索上路。作为上海经济发展坚实基础和竞争优势的要素市场体系,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创新、创意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愈发感到只有创造性思维,才有超常规发展。土地批租是个典型案例。市政建设大规模展开,国有企业全方位改革,资金从哪里来?坐在金山上不能讨饭吃,因此想到土地批租。当时上海133平方公里的市区里,挤着2000多家工厂,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来个“退二进三”,既腾出土地发展三产,又通过重置提升了二产,还有效地优化了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依托同样方式,为浦东开发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上世纪90年代国际制造业中心转移趋势形成后,东亚国家和地区都试图抢占国际航运竞争高地。上海港处在命运转折关口,但要成就国际大港却缺乏建深水港的条件,怎么办?还是那句话:出创意的点子,走创新的道路。不到三年时间,一个东方大港就屹立在祖国的海湾之中。对于上海而言,洋山深水港的创意一石数鸟: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不仅可以促进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人流、物流带动资金流,进而还可以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建设奠定基础。洋山深水港建成后,中央政府又同意设立洋山保税港,保税港与保税区差一个字,与自由港差两个字,这又给制度创新留下了很大的创意空间。
今天的上海早已经脱胎换骨,但上海的发展仍然需要、也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商务成本提高了,国际竞争加剧了,资源约束增强了,我们就更加不能忽视创造性思维,就更加需要重视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中央政府年初提出2020年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北京、南京、青岛随后提出五年建成创新型城市,上海尽管没有提出具体时间表,但创新创意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都非常强。
为此,上海将“十一五”发展主线定位于提升国际竞争力,将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视作为最为重要的发展机遇。
创意上海还仅仅是向人们展示了开篇,今后将更丰富,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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